瑶海区文化局王富强

1、中华儿女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故事

两弹元勋邓稼先，体操王子李宁等

2、谁知道淮阳的王富强啊，搜了一下好想叫王富强的还挺多了，谁有他的具体信息，最好网站也有。

王富强，河南省淮阳县人 1965年4月生，现为中国画院特聘画家，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山水艺术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其长期在行政工作之余，潜心于对书画的感悟与实践。在书法方面，钟于二王，紧逐米、张、褚、孙，博采众长，甚是自如。其作品参加全国书法大赛多次获奖，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其绘画源于书法，取之传统，不拘古例，自然天成。即有传统文人画的风韵，又有西洋画的细腻与天真，尤其是其创作的山水画都大胆追求水墨的飘逸、空灵与清新。其绝大多数作品无不以厚重、拙朴、阔大而与明清文人画的风格相左右，从而创造出了博广、深遂、气象万千的创作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王富强一直从事行政工作，2008年之前只是在工作之余自学书法，2008年之后突然对中国的传统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凭借近20年的书法功底，遍临从唐、宋、元、明、清以来名家的山水画名作，日夜不辍，有什么疑问，他就拜王镛、何家英、舒乙等当代著名画家、文化学者为师，拜自然为师，游历祖国名山大川，并远游欧洲、非洲、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汲取西方绘画技法之精髓，其作品参加河南省美协组织的2009年新人新作展、第8、第9届美展多次获奖，2010年6月被河南省美协破格批准为美协会员，其创作的美术作品，也被北京、山东、福建、河南等20多家画廊、美术馆或博物馆收藏。

王富强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融合西洋画的技法、创作的皱画，结合自己对家乡万亩龙湖的特殊生活感受创作的湖泊山水等，更是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和认同。他出版的《王富强山水画集》、《王富强书画精品集》很受业界关注。其山水画作品先后为《中国当代山水画家百杰》、《中国当代中青年画家精品集》等10多家图书收藏出版。

3、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含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重要作用】：
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1-4]
从适应国内国际大局深刻变化看，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进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迫切需要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看，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引导人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
从提升民族和人民的精神境界看，核心价值观是精神支柱，是行动向导，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一个人、一个民族能不能把握好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更加向往美好的精神生活，更加需要强大的价值支撑。要振奋起人们的精气神、增强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精神。
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看，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我们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力量。 【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大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重视民族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丰富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培育特色鲜明、气氛浓郁的节日文化。增加国民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分阶段有序推进学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开展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样式，形成与历史文化传统相承接、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民俗。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4、哪位著名改革家为后来文字狱与文化专制开了先例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09年3月15日B05版 作者：虞云国 原题为：再说王安石变法
今年逢十的大事特多。推算起来，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拉开了变法的大幕。今年恰逢九百四十周年，也是可以作为话题的。
2007年，为纪念邓广铭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了“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其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是据其去世前一年（1997年）改定本排印的，可视为邓公的学术绝笔。
几年前有过一本《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仅梳理研究史，就多达六百页。翻完《研究史》，反倒坚定了我原有的想法：绝不可能为这次变法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始终没有定论，无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或者折衷的评价，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足够的史料；任何后人对这次变法的解读，都有其个人见解与时代因素搀杂其间。不言而喻，本文也只能是一家之言。
北宋立国，迎来了中国古代史上又一个繁荣发达的新时期。但到宋真宗、仁宗时期，宋代统治在对内对外上都出现了问题（详见拙著《细说宋朝》）。社会危机是社会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于是，就有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这是北宋王朝的一次自改革。新政最终夭折，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未获解决。接替仁宗的英宗，在位仅四年。接着就是他的儿子神宗即位，即位第三天，三司使（财政部长）韩绛报告：自宋夏战争以来，“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有一数据，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1065年，神宗即位前两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改革和变法都是逼出来的，古今无不如此。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习惯把这场改革称为“王安石变法”，这是因为列宁盛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在这场改革中的关键作用不容置疑，但设若没有宋神宗坚决支持和断然发动，他绝不可能有所作为。熙宁改革是这对君臣共同推动的，称以熙宁新法似乎更客观公正。宋神宗在其第二个年号元丰的八年间，在王安石罢相的状态下继续变法，故而历史上也将其合称“熙丰变法”。
新法陆续出台。理财方面共七项，按颁布顺序为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强兵方面共四项，为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将兵法。育才方面共三项，为科举新法、三舍法与《三经新义》。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但其关注点是富国强兵（十四条中占十一条）。从变法的侧重面来看，富国明显重于强兵，而理财是富国的根本手段，理财新法（十一条中占七条）接二连三地出笼，原因即在于此。
元丰年间，变法由宋神宗一手掌控。当时就有人指出：“元丰之政多异熙宁”，说明变法颇有转向。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富国的变法内容加强了国家专利的分量，而发展经济、抑制兼并的成分则进一步弱化；二是强兵的倾向压倒了富国的内容，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成为变法的重头戏。另一方面，他对立国以来的官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史称“元丰改制”。这次改制，职官制度有所理顺，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但决不是政治体制上带根本性的改革（至多是机构改革）。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严格意义上的王安石变法或熙丰变法画上了句号。
这篇短文不可能论及变法的方方面面，先说说今人还感兴趣的两大问题。
第一、变法由谁埋单，是谁得利？
熙丰变法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经济更是重中之重。以免役法为例，差役原本是乡村上三等户的特权与肥缺，个别因当差服役而赔钱乃至破产的情况也有，却非本质现象。变法以此为由，改差役为雇役，按理役钱不应该分摊到乡村下户（四五等户）头上。现在却不论上户下户，一律按财产每贯摊派十文，上户虽也有所支出，但不构成大负担；下户一般要承担几百到一二千文，则不胜苛重。
再看青苗法，原先虽规定“不愿请者，不得抑配”，但无论乡村户，还是坊郭户（相当于城镇户口），无论乡村上户，还是乡村下户，无不据户等与财产强制抑配青苗钱，青苗息钱实际上成了国家变相征收的财产税。由于是国家政权的强制抑配，就具有超经济强制的性质，比起原先的高利贷来，也是一大倒退，因为借高利贷毕竟还是一种经济关系，必须出于自愿。说到底，青苗法无非是把“兼并之家”的高利贷放贷权强制收到国家手里，难怪梁启超称之为“以国家而自为兼并”。
变法的兴奋点聚焦于理财，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国家财政明显好转。变法确使国用丰饶：熙宁六年的青苗钱利息达二百九十二万贯，熙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即支付役钱后的纯结余）达三百九十二万贯，两者相加约七百万贯。变法不仅抹去了积欠多年的财政赤字，还建立起五十二座战备物资库。元祐更化时，朝臣认为，变法增加的收入可供国家二十年之用；直到徽宗时还是“余财羡泽，至今蒙利”。倘若以财税增长作为全面肯定变法的充足理由，显然有失斟酌。变法在实际上把富国与富民对立了起来，走入了国富而民困的怪圈。
变法之初，有过一场争论。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是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国家，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头会箕敛。这一说法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立场上，固然不足取。王安石反驳：“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所以司马光一语中的：“不取诸民，将焉取之？”宋神宗也声称：变法是“取民之财，还以助民”。后半句话只是空口许诺，人民没有从变法中得到多少好处；前半句话说明了从变法得利的是国家（当时还倒真的是国家，很少有落入改革派私囊的），而为变法埋单的主要是老百姓。
第二、北宋灭亡是不是变法惹的祸？
前几年有一本《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把北宋灭亡那年作为坐标点，认为这年的苦果与王安石变法直接有关，有一章标题就叫“都是王安石惹的祸”。严格说来，宋神宗去世，就标志着熙丰变法的终结。虽说历史是割不断的，但王安石变法是否要为靖康之变直接负责呢？
神宗死后，先是元祐更化，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全面清算新党及其政策。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虽然没完全解决好），元祐更化则使这些问题治丝而棼。其后，哲宗亲政，对旧党以牙还牙而变本加厉。六年以后，哲宗去世，其弟赵佶即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宋徽宗。他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倾向性很明确：“建中”就是在新旧之间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倘真长此以往，其后政局恐怕另是一番气象，可惜他转眼就改初衷。次年即改元崇宁，表明将崇尚熙宁之政。他与宰相蔡京尽管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指出，王安石精心擘划的新法“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北宋灭亡固然有外敌因素，但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又一次折腾，崇宁则是一次更大的折腾，朝政混乱越发不可收拾。而蔡京却始终拉变法为大旗，令朝野生出“多少坏事借变法之名以行之”的愤慨。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靖康之变前一年，杨时上书，把王安石与蔡京并列为蠧国害民的奸臣；南宋更有人认定，变法破坏了“祖宗家法”，这才导致了靖康之难。这种评价，有失公正。也在靖康之变前夕，有人指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祖宗法惠民，虽然未必；熙丰法惠国，还是较客观的评价；至于崇观法之不同于熙丰法，就在于征敛所得多入蔡京一伙私囊。
但毋庸讳言，变法以后，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日渐沦丧，人心风气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在王安石变法到蔡京专权之间，之所以导致国家管理层的彻底分裂，就在于两党将不同派别的政策分歧，转化为党同伐异的行为模式与政治斗争。这种积淀在传统文化中的排他性心理，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有，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有，即便宋代以后的中国政治中也未见得完全绝迹。
变法的教训与启示，也是见仁见智的，但以下几点值得一说。
第一，必须把握好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力之间的张力。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实践中仍操之过急。正如反对派所批评的：“二三年间，开辟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数十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他是一个抱负远大的改革家，但有些改革方案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在短短数年间将十余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社会各阶层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的和物质的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神宗也有同样毛病，苏轼就说他“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第二，防止改革中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
即以双方争执最激烈的青苗法与免役法而言，旧党多就执行效果言，新党则多就立法本意言，双方立论也就大相径庭。青苗法条文规定取息二三分，以抑制“兼并之家”的加倍之息；但实际执行中，取息竟高达六分，绝对不是初衷所谓的“薄其息”。免役法由差役改为雇役，不失为历史的进步，但其要害并不是“免役”，而在于役钱。按理说，差役原是乡村上等户的事，如今却规定乡村下户也必须缴纳原先所无的役钱，无论如何是额外的负担。其结果只能“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也完全违背了安民的初衷。
第三，在立法与用人的双向关系上，不能有所偏颇。
用人不当，是熙宁新法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无可非议，吕惠卿以下直到蔡京一干人等，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不少人后来名列奸臣传，也绝非偶然。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都是口碑极佳的贤者。陆佃曾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贿赂，变法派竟声称“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公然放纵腐败。变法由这样一批贪官污吏、卑劣小人在推行，势必声誉扫地，阻力增大，应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而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反对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变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最大弊病，就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他有一个理论：“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即完善法制是第一位的，而后只要选个官吏去执法，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与此相对，司马光也有一个理论：“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即人治是第一位的，用现在的话说，干部队伍的建设急于法令制度的创立。两人各执一词，各有其合理因素，这与近来讨论中国改革到底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似有一种对应性。正确的路向应该是既重立法，也重用人。
第四，得君行道的体制局限。
胡适与余英时都认为，在历代改革家中，唯有王安石能“得君行道”，堪称幸运。这里涉及一个君主政体问题。“得君”，就是改革大臣得到君主重用、信任，这是“行道”（道，可以是政治理想，也可以是改革主张）的唯一前提。王安石是幸运的，但也有他的悲哀。
以他们的君臣关系而论，可分三段。第一阶段，大约在熙宁变法初期（熙宁四年前），神宗在变法的大计方针上对王安石言听计从。这是这对改革派君臣的蜜月期，也是变法最大张旗鼓、狂飙突进的时期。当时，反对派阻力最大，但因“得君”，却相继被罢政出朝。
第二阶段，大约在熙宁四年后到第一次罢相（熙宁七年四月）前。王安石已看出神宗“刚健不足”，即对变法不是“力行不倦”，而是采取走钢丝的“平衡”策略，就以健康为由自请辞职，神宗宽慰道：“朕与卿岂他人能间？”但君臣之间已有缝隙。
第三阶段，王安石再相（熙宁八年六月）以后。王安石明白，变法说到底是皇帝家的事，最后主张只能由皇帝拿。他执拗而有个性，表明自己“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神宗勉慰他：“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但形迹既有，遂难泯灭。安石一再称病求去，神宗终于同意，一段君臣际会的佳话打上了终止符。王安石再次罢相而“十年不用”，也可见神宗态度的转变。
总之，王安石能够变法，变法能够推进，元丰变法有所转向，以及变法有所成功也好，变法深度不够也好，变法在神宗死后立马被元祐更化一风吹也好，都与“得君”与否命运攸关。一句话，变法的命运由君权（无论是宋神宗，还是后来代行君权的高太后）来决定，由君主政体来决定。这个政治体制问题在当时是无可奈何的，却值得后人深长思之。
熙丰变法的功过得失与是非成败，始终莫衷一是。
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社会危机的政治需要，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熙丰时期社会经济有显著的发展，变法在局部调整生产关系以期推动生产力发展上，在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富国目标上，取得一定成效。从这些方面看，也可以说变法是成功的。
但就改革内容来看，这次变法丝毫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政治体制问题，只是对制度的某些环节（例如职官制度）进行了局部改革，其政治勇气甚至比起以整顿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来都有明显的倒退。不仅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吏治问题与军队战斗力问题，没有一项得到根本解决，连经济领域里抑制兼并、平均税役等问题也没有用心去解决。
变法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理财以富国，富国以强兵。但熙丰变法在军事改革上成效相当有限，以至有人说新政富国有术而强兵无方。军队素质低、战斗能力差的弊病也未见有大的改观，最好的证明就是数十年后上演的那场女真铁骑灭亡北宋的悲剧。唯一有成效的是保甲法，但保丁替代募兵也无法彻底实现，倒是主要用来控制民众反抗。从这些方面看，熙丰变法只能是一次不成功的改革。
刘子健有一本书，名叫《中国转向内在》，认为熙丰变法已就有这种转向的端倪。他指出：“在变法体制下，政府变得自信而武断。”从总体上说，熙丰变法在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上都强化了国家行为的集中管制，把宋初至仁宗朝相对开放与宽松的社会体制又逆转了回去。谓予不信，有例为证。
在政治体制上，宋初确立的文明体制虽有局限性（例如事权分散、效率低下），但仍有其合理性（分权制衡、权力制约等），变法改革却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局限性而遏制了合理性。例如，变法中君权反而强化，元丰改制以《唐六典》为蓝本，则是退到唐代文明体制上去，不仅看不到宋代开国体制中蕴涵的合理性因素，官员素质的“劣化效应”反而进一步制度化、合法化。而保甲法的负面影响也确实深远，直到近现代还被专制政府奉为至宝。
在经济政策上，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强制干预（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以强化官营禁榷搜刮民财为特征，打击与限制了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阻碍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正常作用。
在思想文化上，熙宁间在京城设置巡卒，巡查人们是否对新法散布不满言论；在思想言论上，首开党同伐异的政治解决做法，以至把苏轼打入大牢（乌台诗案），对后来的文字狱与文化专制开了恶劣的先例，仁宗朝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环境也至此为之一变

5、“我与祖国共奋进-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字数不限，文体不限 写得好追加20分

你自己再作些小改动

祖国发展我成长，我与祖国共奋进

祖国的命运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贡献与奋斗。我们应该时时想想我为祖国做些什么，而不是从祖国母亲那里索取些什么，热爱祖国决不能只靠一句空话。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一定要爱祖国的满腔热情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爱岗敬业，求实奉献，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的兴旺添砖加瓦，为企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明确而具体的目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意义是多么的深刻，特别对我们部队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而紧密，我们打开的国门不仅让世界先进的科技浪潮涌了进来，同时也把一些腐朽没落的残渣和糟粕挟了进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给我们部队也同样带来了许多各方面的困难。尤其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在改革过程中有时可能要牺牲一些局部利益，会暂时造成一部分人民群众生活产生困难，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一些工人下了岗、失了业，生活处于较为贫困状态，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某些不完善造成许多学校或明或暗的乱收费，教育成本增长过快使得有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求学的机会，或者出现了供出一个大学生全家从“吃肉到吃糠”的现象，医疗制度改革的措施不到位，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很多人民群众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迟缓使得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到了比较危险的地步，以上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思潮。面对这改革前进中出现的曲折有的人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信人民政府，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取得胜利，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团结奋进；有的人则信神、信鬼，信异端邪说，拜金主义至上，崇洋媚外，为一己之私而出卖祖国的利益，出卖民族的利益，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自私自利，一切行为和动机皆物质化。面对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来进行拨乱反正，社会急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就像指航的明灯一样，使我们有了正确的工作方向和行动指南，使我们对社会生活中的是是非非有了更加明确的分辨能力，为我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背叛祖国为耻。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最低道德底线，与人交往，看一个人是否可交是否对人真诚，看什么，应该看他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人如何、孝顺与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他又能爱谁呢？而我作为一名军人也同样如此，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如母亲般的祖国都不热爱，他又会热爱这世界上的什么呢，又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热爱呢。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说她古老是因为她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说她年轻是因为中国只是现今世界上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百业待兴，万事待举。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治理起来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吧，要使得13亿人口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车行，有医疗，有教育，国富民强，这对任何一个政府和执政党来说都是件世界之最的挑战，而这个世界上能战胜这挑战使13亿人民安居乐业的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远古到如今，中国经历了多少朝代兴衰变幻，可给百姓带来的是“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的生活，就是封建王朝的盛世之年也不过是让百姓稍微过上温饱之日，减轻拉一些战争和劳役之苦；而中国的近现代则饱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与蹂躏，割地赔款给列强，遭受侵略与奴役，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推翻了压在人民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广大民众才得到了彻底的翻身与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从“一穷二白”到现在逐步走向富强，从“东亚病夫”到“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步入世界强国之列。过去，我们吃着粗粮淡饭，缺鱼少肉，缺油少盐，今天，我们吃着新鲜的蔬菜，餐餐白面大米，顿顿有鱼有肉；过去，我们衣衫蓝缕，今天，我们穿着时尚，衣着光鲜；过去我们住着潮湿低矮的土房，漏雨透风，今天我们住着宽敞明亮的楼房，冬暖夏凉；过去我们只能听听广播，今天我们看着彩色电视，通过各种媒体来了解世界；过去我们大多数只能接受中等教育，今天我们有很多机会读大学，考研究生，读博士。今天，党和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安排好人民的生活，解决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我们生活在这温暖的祖国怀抱中，我们感受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怎能不从心底发出由衷的热爱之情。

6、跪求党在我心中1500字征文 看清要求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题记
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老一辈为何总把党一直挂在嘴边，直到上了中学，我才了解到党的概念: 所谓党的指导思想，即指一个政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指导这个政党全部活动的行动指南。任何一个政党的行动，都要受一定的思想、观点、或理论的指导和支配。指导这个政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观点或理论体系就是这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也叫行动指南。一个革命政党要指导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具有正确的思想、理论，并且要善于把这种思想、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使它真正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政党的性质，也关系到这个政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命运和前途。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如今在这个科技和文化日益提高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我们担任怎样的角色，我们都应该遵从党的决定，把党摆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党的一切利益。
一直以来，党都无私的为我们做着贡献，如解决农民工问题，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取消农业税，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 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对种粮农民实行补贴政策……这些都是国家的惠民政策。
亲爱的党啊！我们把您比作火红的太阳,可您心中的太阳却是我们新的一代。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没有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也就没有今天人们快乐而又幸福的美好生活。因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才成为今天数一数二的世界大国吧，因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人们才过上把今天这样富裕的生活。所以，没有党就没有如此强大的中国。
在非典漫行的日子里，我看到您敬职无畏的好女儿——叶欣护士长发扬新时代的“南丁格尔”精神，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为了抢救人民的生命，无怨无悔奉献出年轻的生命；
在党的领导干部岗位上，我看到了您培育的好公仆——培民书记、长霞局长身体力行的奉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谱写着“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感人赞歌。
我亲爱的党啊！你永远驻留在我的心中，我将发扬您那伟大而又无私的精

7、谁有这几个人的简介？

伯夷、叔齐
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叔齐为三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尽往归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管仲
管仲（?～公元前645），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
襄公时，与挚友鲍叔牙同为齐国公室侍臣。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在齐国内乱中，助公子纠同公子小白(齐桓公)争夺君位失败。虽一度为齐桓公所忌恨,终以经世之才,经鲍叔牙力荐，被桓公重用为卿，主持国政。
经商时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对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鲍叔牙知道后就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只贪图金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多分给他钱，是我情愿的。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说管仲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听到这讥笑后，深知这不符合管仲的实际情况，就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怕死，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管仲同鲍叔牙的友谊非常诚挚，他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不过都没有办成；不但没有办成，反给鲍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难，还不如不办好。因此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领，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朋友管仲是个很有本领的人。事情所以没有办成，只是由于机会没有成熟罢了。在长期交往中，他们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过：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

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孙膑
孙膑，齐国人，兵圣孙武的后世子孙，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真名不详，因其曾受膑刑，故称。青年时的孙膑曾与庞涓一起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下山后，投奔魏国，得到魏惠玉的宠信，被任为将。庞涓自忖才能不及孙膑，设计处孙膑以膑刑。
孙膑身处危境，佯狂自晦，并设计归齐，得到大将田忌的赏识；又通过著名的“田忌赛马”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得到齐威王的器重，被任为齐国的军师。在军事上，策划了两场大捷的战役，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以及逼迫庞涓自杀的“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鲁迅
鲁迅（1881.9.25——1936.10.19）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里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原名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鲁迅”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著作二十卷，继往开来，博大精深。《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阿Q正传》的发表，为新文学史树立了一面丰碑，对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热风》、《二心集》、《而已集》等杂文，精悍犀利，独树一帜，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领域。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艺术宝库，而且也是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
有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

巴金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从192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文，巴金一生中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丰碑。
巴金是我国当代文学巨匠，是新文学的开拓者，是先进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在文学界德高望重，在海内外享有广泛声誉。巴老的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他的文学名著《家》、《春》、《秋》、《雾》、《雨》、《电》等在我国新文学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启示了一代人去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巴老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文学编辑家。他为我国读者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他主编《文学丛刊》、《收获》等著名刊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又推出了一大批文学精品。
2003年，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老舍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为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解放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1951年12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一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一九一七年，沈从文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一九二三年秋，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不安于现状，并毅然离开湘西，独自来到北京。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先后以休芸芸、懋琳、小兵、甲辰、璇若、上官碧、炯之、巴鲁爵士等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迄于一九四八年，先后有数十种创作集问世。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于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后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却使此书叠经劫难，直至一九八○年方得以完成，一九八一年九月始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八八年五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

钱钟书
钱钟书(1910．11．21-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与此同时，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8、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分别都是什么意思？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1-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1-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我们党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向往，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其价值取向是不断实现实质平等。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国家、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过法制建设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证。[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爱国是基于个人对自己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厚情感，也是调节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行为准则。它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求人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自觉报效祖国。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友善强调公民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1-4]

发展历程
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了政治前提、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以“三个倡导”为内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断和战略任务。[1-4]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科学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1-4]
2006年3月，我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褒荣贬耻、我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同时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开始深入探讨。[1-4]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1-4]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提炼和概括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1-4]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1-4]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