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伦先小学有没有叫刘坤的

1、悬赏100追加100.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的调查与思考！

一要加强对教育活动的领导。各单位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推动增强共青团员意识主题教育活动扎实开展、不断深入。要指导并帮助团组织围绕教育活动主线，紧扣教育活动主题，牢牢把握教育活动方向，确保教育活动不走过场，取得实效，成为党组织放心、团员青年满意的工程。党政领导要从人员、经费、时间、场地等各方面对教育活动予以帮助和支持，确保教育活动顺利进行。保留团籍的共产党员要把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要求和作风带到团员意识教育活动中去，并在活动中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

二要加强团组织建设。要建设好团的班子，健全团的组织，这是教育活动成败的关键。特别是要选好配强团的干部，将那些忠诚党的事业、热爱团的工作、竭诚服务青年，在青年中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业务上有专长、工作上有经验的优秀青年充实到团的领导岗位上来，政治上关心他们、学习上帮助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使他们不断成长进步，成为优秀、合格的接班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要完成现阶段的基本任务，必须不断加强团的建设。要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生动活泼、富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共青团建设成为团结教育青年的坚强核心。团的建设必须贯彻以下基本要求：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全团要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和行动，团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使党的基本路线在团的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
(二)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教育、引导青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团员的模范作用；广泛团结青年，与青年保持密切的联系。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共青团根本的组织原则。要充分发扬民主，切实保障团员的民主权利。要实行正确的集中，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保证团的决议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四)坚持不懈地抓好基层建设。基层组织是团的一切工作的基础。团的领导机关要确立基层第一的观念，发扬务实、求实的作用，深入基层，服务基层，不断增强基层活力。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团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受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同时受团的上级组织领导。开展增强团员意识教育活动，使广大团员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不断增强荣誉感、归属感、责任感，切实解决团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扩大组织覆盖，完善组织体系，健全工作机制，是共青团适应新形势、开创新局面，建设一个有强大凝聚力的共青团组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
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共青团工作关键在于团干部。各级团委书记，作为一级组织的负责人和领头羊，担负着团结和凝聚团员青年永远跟党走、教育和培养团员青年早日成才、引导和发动团员青年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因此，我们各级团干部要充分认识到党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切实增强为党做好青年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扑下身子，静下心来，全身心的投入到团工作去，为党的事业发展凝聚、培养青年，推进共青团事业发展。

2、晚清政府有哪三次新政？背景、目的、结果？哪些领域？三次有何异同？晚清近代化有何特点？如何评价它的行

⑴.三次新政：洋务新政（同光新政）、戊戌新政、清末新政。
⑵.背景、目的、结果：
①.洋务新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为了学习西方技术，维护清朝统治，推行洋务新政；由于列强的控制，清政府的腐败，洋务新政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②.戊戌新政：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为维护清朝统治，实行戊戌新政；由于触动了顽固派的利益，由于光绪帝没有实权，在顽固派破坏镇压下失败；
③.清末新政：《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加剧，国内革命运动兴起；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阻止革命形势发展，清政府实行新政；由于新政增加捐税，激化了矛盾，没有使清政府摆脱内外困境；
⑶.涉及领域：
①.经济领域：洋务新政举办新式企业；戊戌新政保护农工商业发展；清末新政奖励实业；
②.政治领域：洋务新政设立总理衙门；戊戌新政对旧制度进行不少改革；清末新政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
③.军事领域：洋务新政创办军事工业、近代海军；戊戌新政实行征兵制；清末新政编练新军；
④.文教领域：洋务新政创办新式学堂；戊戌新政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中小学堂；清末新政派遣留学生等；
⑷.三次新政的相同点：
都是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发生的；涉及经济、军事、文教、等领域；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结果都归于失败；对中国近代化进程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⑸.不同点：
①.发生时代不同：
②.倡导者代表的阶级属性不尽相同：洋务新政、清末新政的主持者是地主阶级，未跳出“中体西用”圈子，根本上维护封建统治；戊戌新政的实际倡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社会内部变革，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富强独立；
③.性质、影响不尽相同：洋务新政、戊戌新政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戊戌新政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洋务新政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戊戌新政有利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清末新政激化了阶级矛盾，促使革命形势发展；
⑹.从三次新政看晚清近代化的特点：
缺乏主动性，是被迫的；行动是迟缓的；
⑺.晚清近代化行动的评价：
①.晚清政府的近代化行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是由其在保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决定的；
②.尽管其目的都是为了克服危机，巩固统治，但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3、科举考试真的一无是处吗

晚清末年，改制无数，“科举”被废大概是让遗老遗少们最为糟心的一件大事，那些残留乡间懵懂憨痴的老童生，从当年颇受尊敬的人中龙凤，摇身一变成了下岗待业的收容对象。他们就像长在现代国家肌体上的脓血毒瘤，似乎人人都有份儿变身外科医生挥刀斩除。今人蔑视科举略显得有些幸灾乐祸，搭上过科举末班车的人倒是很实际，他们总觉科举是穷人谋生的手段，不走死求功名这条路难免让人看不起，寒门中举是荣耀门楣的大事，父辈不识字儿辈却有机会登堂入室，所以不好轻易啐骂科举害人。
“科举”挨骂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今人不了解考试规则，遂把“八股文”误当作科举的全部一律骂倒批臭。以为那些驼背缩腮，面目可憎的考生不过是一帮只会引经据典的迂腐书虫。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明清以来的科考至少举行三场，第一场第二场铁定要考《四书》《五经》，不挨塾师几顿板子脱掉几层嫩皮算你有种，若年年赶考，一辈子窝在童生的圈子里，真真容易把人逼成呆子，变疯自残也不罕见。不过别忘了科举考试还有第三场“策问”，这场涉及兵、农、刑、礼、吏治、河防、工赈，完全是聪明人摆弄的学问。如果析分出来，很像现在大学里的专科考试，考的是“经济史”“法律史”“边疆民族史”“思想史”之类的话题。
与须死记硬背的头场二场相比，这场出题有点像体操比赛的自选动作，要是仅靠那八股模仿秀的死功夫不大容易蒙混过关。即使到了殿试一级，皇帝也会特意强调不要一意揣摩古人文字，鼓励说出心里话，顺治年间到了皇帝面试的一级就规定策论不限长短，不得故意拘泥旧式用套话官话敷衍，要求直陈胸臆，无所隐瞒。乾隆以前，第二场还有所谓表、诰、判等内容，表、诰模仿的是臣民上书皇帝或模拟皇帝下诏令议事，意思是测验考生站在不同方位处理政事是否允当，“判”就像现在的法律案例解读，列出几条案子考考法律知识和断案水准，几乎条条应对都要求切近实用，不说空话。如果再加上策论的部分，考生就如被摆上地方官员的位子处置公务，临场应变所要求的机敏迅捷绝非现在考生所能想像。乾隆之后虽取消了诰、表、判的测试，策论部分的发挥仍有相当难度，想靠花拳绣腿的虚词俗套蒙混过关绝无可能。
人们把“科举”与八股直接挂钩也不是没有理由，大致是因为八股文写作设置在头场和二场，头场二场不过，你就是满纸写出天花乱坠的治世奇想也是白搭，于是大家纷纷在八股文上比拼较劲，可遇到聪明人，这请君入瓮式的八股研习立刻就会变成束缚心灵的鸡肋，他们痛苦的是在考试策论之前还要背上一段格式严苛拘泥古板的经书文字，摹写一首矫揉造作的试帖诗，这是最虐心害人的事情，这部分通常称作时文制艺。但骂科举的人却几乎无人对“策论”的重要性提出质疑。
“策问”的结构一般是四到五问，第一问大都与“经学”历史有关，相当于当今的“基础学科”测试，有强调“经”是立身之本的意思，这部分考的还是刻板记诵的死功夫，与第一二场的内容有交叉重叠的地方，目的是摸摸考生文献学的根柢。从第二问起考生自由发挥的余地开始增加。提问大多涉及制度史演变，例如中央官制沿革、官吏选拔考课之法。甚至会出现“何谓‘循吏’？”这样很难用只言片语回答的题目。第三问常问及地方治理问题，水利海塘如何整治也会安排在这部分提及。第四问包涵历史地理沿革的辨析或者是各类仓储积粟之法的议论，我曾看到有一题要求结合现实分析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有点像是在考经济学知识。考卷中如有第五问会涉及兵事和海防等议题。策问还会考虑到地区性的状况，如江南的试题就会集中问及海塘工程沿革和漕运的利弊。道光年间海宁乡试的一道题曾专门讨论明代治河名家潘季驯的治水著作《河防一览议》，以及相关的多篇治河策的讨论。我看到一则有关“币制”的考题竟然细致地问到钱“币”用字从唐朝的隶、篆向宋代草、行书转变后如何换算这样的专门话题。
“策问”题目的字数一般都较长，不像现在高考的标题只有一两行，往往是考官发表一种见解，由考生验证或反驳。道光元年海宁的乡试卷子中有一条讨论“保甲”的题目，从周代保甲创立开始谈起，一直讲到明代的保甲制度沿革，俨然就是一篇“保甲史”。考官的提问也很尖端，一是问宋代王安石力行保甲，百姓多觉不便，经司马光上疏废止，可为什么明代王守仁在江西实行起来却卓有成效？二是问：城市乡镇人口聚居稠密，容易稽查，可那些山谷密林零敲碎打的地块，和隐秘偏远的寺庵居所如何巡查？对于密布客家棚民的萧疏地界，或者针对来往飘忽的商船渔户，保甲如何发挥编查的功用。提问结尾处不忘提醒说考生们来自田间，可以凭借各自的切实经验从容应对。
要准确回答策问中的内容，确实需要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不是光凭死记硬背的笨功夫就能搞定，那些习于记诵模仿的考生自然不会乐意接触。为迎合此种心理，科场中就会相应发明出一些逃避策问的偷懒办法，以减少考试难度。翻看曾任安徽大学堂总教习的姚永概所写的《慎宜轩日记》，里面有一条记载称，他的兄弟一次参加科考，居然发现试卷中只有诗赋一题，没有策论题。更加奇葩的是策论居然可以随意改为诗赋，如诗赋还是做不出来，随意改作一首诗也可凑合交卷。姚永概不禁大骂起来，说策论是有用之文，诗赋是无用之文，轻策论却重诗赋，世态如此卑鄙下流，士风日下识见浅薄也就可想而知。
应对策问既然要具备相当渊博的见识，那么除八股制艺的训练外，考生这部分的知识从何获取呢？从当事人的经历看，一条途径是在少儿的启蒙家教中有意进行灌输，姚永概的父亲就强调须于农田水利上讲究一番，开具的书目中分地理（天文附）、兵盐、漕河、水利、农田、度支、礼乐、洋务数门，督促逐一细究。其实，儒者一直不回避研习日常俗事，一种说法叫做“习农业而无农心”，每天忙忙叨叨处理俗务还能守着心底那澹然纯净的道德气象才是真君子。
正因策问有利于实用，所以清末科举首先就从颠倒考试场序入手变革，最著名的一个举措是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发出“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中就提出头场考试考中国政治、史事，称之为博学；二场考各国政治、地理、农工、武备、算学，名曰通才；这两部分考试内容相当于科举中的“策问”，一般都放在第三场，奏疏中却请求置于头场和二场，最传统的根本之学四书五经被挪到第三场，称之为纯正。道德根器之学与经世学问被完全倒置，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
江楚三疏发出后，在底层士绅中立刻得到了响应，同时也有所动作。比如一份日记记录着这年八月湖北黄安的童生朱峙三去私塾上课，塾师突然宣布不做八股文，改做“义论”，讲求时务，我猜塾师说的“义论”大致相当于“策问”类的题目。这天塾师出题叫“练兵论”。此人据说喜读新书，思想新锐，就在几天前还出过《中国易于富强论》这样的时髦题目。更有如下新式策问曰：中国欠西洋款项四十年才能还清，你有何办法？此问法有点像电视剧中狄仁杰问助手元方：“你怎么看？”。有点让人吃惊的是，这名草根塾师居然还能抛出如下相当先锋的问题：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的区别何在？可见戊戌六君子被杀虽只有六年，当年君主民主之议却已如潜藏的地下之火，在底层塾师的意识中蔓延开来。不过，在乡里民间，对时事策问考试的抵制一直存在，县级考试出题凡涉时务时，往往就有大批学生罢考。
要在策问里填充进现代知识，光靠科举系统内部的变通改制显然不够，以日本为师遂成时髦的进学捷径。那时清廷还没明令开设学堂，各省都是自行发动，地方官也是不理不睬，听之任之。私塾改为学堂最缺乏的就是教师，塾师的知识结构太旧，对算学理工政法这些新学问茫然无知，最简捷的办法一是请外教，二是直接派青年赴邻近日本留学，归国后再教学堂，这个时期小学堂大多喜欢聘请日本教习，原来热衷科举的家族也愿意把孩子送往日本做短期培训，其中不乏速成的功利考量。去日本读速成师范和法政科目的学生居多，一般是公费捐款和自费留洋二种自选其一。如安徽某地赴日学生就以捐款公费二成，自费一成的比例获得资助，条件是学成归国后须给家乡服务三年。
由于赴日学生太多，日本人也逐渐做起了骗钱的生意，据包天笑的回忆，速成师范不管学的程度如何文凭照发，一年就可毕业，回国即可混个小学教师资格骗吃骗喝。还有的更极端，对不懂日语的国人，日人一律迁就，干脆雇来口译人员，老师一面讲解，译员就站在一旁解说，更过分的是，居然有的日本教员还负责把日文教材直接翻译成中文供留学生阅读，这些海归回国后日语会奇烂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从日本归来的速成师范生经常笑话迭出，有学问装的半瓶子醋，就敢上台东拉西扯，全靠在日本偷来的遗闻逸事吹牛媚众。县级师范班中的教习只认片假名、平假名，日文程度浅显的惊人，有一位堂长在东京只学了半年就敢上台肆意乱说。时人觉得日本近代文化本来就贩自欧美，再经一道转手，国人全成了三道贩子，对贩卖货色的纯度顿生疑问。怪不得当时的试卷会出现这样的质疑：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个个猖狂放荡，不为人表率，不勤治学问，这样的学生可靠吗？若不废科举，恐自强无望，若不惩学生，却又有自由放任的弊端，到底应该怎么办？
科举被废，教私塾的先生数量太大，又不能听任其下岗失业。于是各地纷纷办起了“师范传习所”，聘任留日学生给这些老冬烘授课，旧塾师经短期回炉培训后匆匆出任小学师范教员，算是暂时可以谋生，这就闹出了不少笑话。台下常常坐着若干白发苍苍的老者，台上却站着个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有的出国前还曾是台下某位老塾师的学生，回来一转眼就成了老师的师傅。这些“学生”比这些小老师年岁要长上一辈甚至两辈。在乡里要喊他公公的，底下没准还坐着姻亲中的尊长，世谊中的父执，这类师生尊卑颠倒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包天笑回忆，有一位青年看了一张传习所报名的单子，摇头道：“我不能教！”问他原因，原来里面有一位是教过他的老师，此青年太过顽劣，被此老打过手心，而今却反过来教他，面对面太觉难堪。没办法，只好把这老先生调到别的讲习所才作罢。最有趣的是，这些老学员还把向来常不离手的小茶壶和水烟袋也带到课堂里来，听得兴起还要不时喝茶润喉，摇头晃脑，点头称是，或者干脆划着一根火柴呼噜呼噜地吸起水烟来。
科举即废，基层教育难免陷入新旧杂糅的困境，在安徽办学堂的姚永概深知此敝，提出分流办学的思路，他主张一部分高等学堂招收有旧学根柢之人，让他们尽量多学西文和普通科学，因为无须担忧他们的国学基础不牢，良莠不分。发蒙阶段的小学堂应招收年龄小的学员，特重伦理道德根基的培养，同时兼顾研习算学、体操和音乐。但这一思路无法改变近世中国人文教育滑坡的终极命运，府州县中学太偏于西学理工，国文素养持续走低，大学堂学生中文优秀者也寥寥无几。国文考试时经常搜出夹带者，学生也并不以为耻。姚永概已洞察到学堂学生的心理变化，觉得他们戾气嚣张，藐视师长的行为随处可见，最终导致他愤而辞职。他在给侄子的一封信中写道：士大夫搞旧学应开通，玩新学应守法。大意是指迷恋新学者肤浅躁妄，很难打好学问的根基。若比较科举和新学教育，我还是觉得科举三场考试兼顾的是道德人文与经世致用的均衡，其学问导向甚为妥帖，现代教育则一味追求实用，而没有人文的根基做底盘，养出的人才自然难免步入偏颇之途。

4、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同时期的书院在组织管理上有何异同

我国书院制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它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直到清朝末年，它们之间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渗透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一）中国古代书院发展之轨迹
1、书院制度的起源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但都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官学废驰，礼义衰亡。于是一些宿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此后，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发展成为较完备的书院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书院制度的确立
到了宋代，国家重归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士心开始向学，由于统治者忙于拓疆守土，无暇顾及兴学建校之事，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1）宋初的勃兴 宋立国后，暂时无力顾及振兴官学，因而对著名私学采取“赎买”政策，始为官私联营的学校模式出现。宋初的六大著名书院即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官学空前兴盛；且重在改革的实践理性成为主流，纯学术的研究日渐消沉，因而书院不彰，连著名的六大书院也破败停办或改为官学。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倾轧和科举的腐败，致使南宋的官学形同虚设。更由于朱熹等人对书院卓有成效的复办和理学的流行，书院又日渐昌炽。
宋代书院普遍订立了比较完备的条规，这是书院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其中朱熹亲自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学规的典范。
3、书院制度的官学化
到了元代，统治者为缓和蒙汉民族的矛盾，笼络汉族士心，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同时也逐渐加以控制，使元代书院日益呈官学化趋势。元政府还对书院的招生、考试、毕业后的出路等方面严格控制。元政府采取这些措施，逐渐使书院失去了其自由讲学的特质，最后与官学无异。它赖以生存，饮誉于世的学术特色逐渐由淡化到消失，最后沦为科举的附庸。
4、书院制度的勃兴与毁禁
明代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视发展官学，提倡科举取士，使官学兴极一时，书院备受冷落，近百年不兴。
2）中期的复兴
明中叶以后，因官学空疏，科举腐化，书院教育由此复苏，嘉靖以后，发展到极盛。
3）后期的沉沦
由于书院研究学术特质的复归，书院讲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统治者深感“摇撼朝廷”。明代后期，当权者先后四次禁毁书院，严重地戕害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是，“洞学科举”的创设，使书院、官学、科举逐渐融为一体。
5、书院特质的消失与改制
清初，统治者为压制舆论，消除南明的复国情绪，对书院严加限制，但禁而不绝，不过这时的书院已经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从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倾向，到清代达到极致。清代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制艺，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完全丧失了书院原有的教学风格与学术研究的性质，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无几。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百余年的“天朝大国”的大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在“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中，洋务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改革旧式书院就成为大势所趋。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终于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诏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至此书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历程之后，最终汇入了近代学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之评价
1、办学特质
书院是介于私学与官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体而论，其办学特质可以归纳为：
1）官方的认可、扶助
2）注重藏书、读书
3）自由讲学，研讨学术
书院是“三教”鼎立和兼容的产物之一，书院大多选址于名山大川、风景优美之地，与佛、道的影响不无联系。
2、教学方式
1）讲演辩论
中国书院十分重视学术讲演，其形式有“升堂讲说”、“学术会讲”等。书院大师除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外，还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交流。明代后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就特别制订了书院会讲制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并订有“会约”、“会规”，以道义相磋磨，学术相珍重。
2）自修问难
除学术讲演外，书院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学生自修研究和质疑问难。书院藏书丰富，这为学生自由读书和独立钻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认为，除集体讲演外，书院的老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自修读书，强调读书须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当请教大师，这就叫做“质疑问难”。朱熹创造的读书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3）研究探讨
书院以学术探究和理智训练为根本。无论是大师讲演，还是学生自修，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注重学术探讨的研究精神。书院作为知识分子求知问学的精神家园，努力将学术研究与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深化学理探讨，促进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人才，扩大学派影响。正是这样交互递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和学术的发展。
4、组织管理
在组织管理上、书院也与普遍学校有所不同：
1）管理机构精简化
与私学一样，书院只有一位明确的主持人。其名称有洞主、山长、堂长、院长等，主持人往往是学派宗师，讲学释难为主要职责，而管理实为兼领。有些规模较大的书院，虽增设副讲、管干等职，但专职人员极为有限，往往由书院学生轮流分任，相较于官学，书院冗员极少，且有吸收学生参与管理的特点，或称“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则民主化
与普通私学一样，书院师生均可来去自由，较少专制性的处罚。书院主持人的产生，多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书院曾明文规定。主持者“不称职则更易”，还有“按季更易”的条例，不搞终身制。
3）管理方式学规化
由于书院的管理人员少，而师生又朝夕相处，所以制订一套共同遵守的学规来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实属必要。书院的学规大体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指出为学的方向；二是为学、修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方法；三是规定犯过的惩治。
最负盛名的学规有：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教条》和吕祖谦所订《丽泽书院学规》。
(三)书院与官、私学之比较分析
由于书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点，因而书院与官学相比，多有不同；与私学相较，也有所别。
1、与官学之比较
与官学相比，书院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官学多有不同：
1)从教师来看 官学的教师都是由朝廷任命，属封建王朝的官吏；书院的教师则由地方聘请推荐，多为德才兼备的学者、士大夫，有的虽是朝廷命官，但作书院教师仅为兼职。
2)从学生来看 官学学生来源多为官宦子弟，等级性强，且需严格考试方能入学；书院的学生则来去自由，没有等级尊卑之别，入学也无须什么考试。
3)从教育内容来看 官学教授的内容多为朝廷核定的教材，内容较为固定、单一；书院教学内容取决于该书院的特点及山长，主讲教师的所长，一般山长或主讲教师的讲授内容，决定于书院传授知识及学术的主流，因而教学内容较为灵活、宽泛。
4)从教学组织形式来看 官学的教学比较呆板、单调；书院教学比较灵活、多种多样。特别是书院的“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这也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
2、与私学之比较
书院自产生之日起，便与私学有天然的联系，其共通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它同私学一样，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不属官方之列，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学一样，书院是向下层社会开放，面向乡间的；其三，同私学一样，书院是以平民子弟为培养和教育对象；其四，与私学一样，书院主要是一种素质教育，不以科举仕进为办学目的。
在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书院与私学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书院是从私学脱胎而来，但书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学，这已不是对私学经验的直接搬用，而是对私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是一种独立于官学和私学两大教育系统之外的另一种新的教育系统。
诚如前述，作为一般的私学，基本上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它还未形成一套长期稳定的完备的教育规则，具体表现为：其一，没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设施；其二，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其三，没有专门的图书藏所，更不具备印刷图书、讲义的条件；其四，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规章制度；其五，是一种手工业式的办学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学那样进行分班教学；其六，没有任何形式的考核体系，缺乏强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学校处于一种无组织的松散状态等等。而书院则不同，它站在当时历史的高度上，对官学和私学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并进而对这两种教育制度进行了综合与改造，从而形成了一种既非私学又非官学的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与一般私学不大相同的是：
1)书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学设施，又有专门的图书藏所，不仅校舍宏伟，而且藏书极为丰富，这是一般私学所难以达到的。
2)书院有固定的教育经费作保障，建立了类似于官学的以学田为中心的教育经费体系。书院获取学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间捐献，二是政府拔赐。这是书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也是一般私学所不具备的。
3)书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建立了类似于官学人员编制和岗位。每人根据自己的岗位职责，分别负责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保卫安全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书院的学生也参与管理，如直接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堂长、管干、学长、斋长等，都由学生担任。
除此之外，书院还制定了一系列独有的颇具特色的教条、学规、学训等，把得之于管理实践的一系列经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是书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书院虽与私学有着天然联系，但又与私学有别；它既与官学有质的区别，但又吸取了官学中的许多积极成分，与官学有一定联系，书院正是在广泛吸取了私学和官学的有益经验基础上进行成功的改造之后，才形成的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国生活发展紧密古代社会近千年来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始终是官学和一般私学所不能达到，也是它们所不能取代的。
(四)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就在东方古国中国书院制度日趋成熟，空前兴盛之时，在遥远的西方世界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近代大学，就其产生的特点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古代书院不无相同之处，但却与书院有着明显有别的历史命运，为此，笔者将从文化的层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文化在最普遍意义上是指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状态的全部事物，通常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次。就文化与书院和大学的关系而言，两者主要受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1、制度文化
从制度文化层面来说，中国古代与欧洲中世纪相比，在政治体制和宗教势力两个方面大有差异。
1)政治体制
中国古代自秦以来建立的中央统治政权，其政治体制始终是高度集权。与中央封建集权保持一致就成为书院延续的必要条件，当书院的自由研究、论辨讲学没有触犯统治阶段利益和动摇其政治秩序时，或者中央政权无力顾及书院的越轨行为时，书院方显自己本色；一旦书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越了封建王朝的容忍的上限，等待书院的只能是或被禁毁或者屈从权势而走上官学化的道路。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同一时期的政治状况不同，当时的欧洲可能更近似于我国春秋战国诸侯分立的时代，许多民族国家和世俗政权并立，这才使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办学的自主成为可能；从历史上看，欧洲中世纪大学较小受到世俗政权的干涉和干扰，中国书院却很少有那么幸运。
2)宗教势力
中国文化素以非宗教化为荣，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演化而来的道教充其量仅是一种准宗教，外来的佛教也没能发展到与王权抗衡的程度，世俗权威始终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书院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利又有弊。前者表现为书院教学与研究与社会政治联系，对于消除社会弊端，促进社会进步有益。后者主要表现在由于缺乏宗教文化的天职观念，使书院难以抗拒世俗的功利诱惑，从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这必然影响到书院学术的范围、质量和深度。
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势力强大，宗教对大学的影响远远大于世俗政权。这种影响也是利弊兼有，使中世纪大学的教学内容带有浓厚蒙昧色彩，但宗教为论证教义的合理性而主张广涉博览各个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也陶冶了人们的敬业钻研的职业情趣，锻炼了人们的思维的严密性，从而为科学文化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智力资源。
2、观念文化
从观念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差异更为巨大。笔者再从文化取向和学术自主这两个方面，对书院和大学进行比较分析。
1)文化取向
文化取向问题在中西教学思想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西方，主智主义可以说是贯穿西方教学价值观思想历史的一条主线，源远流长，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伦理本位和极端实用主义备受尊崇，自然科学知识长期被正统教育所排斥，单纯为政治服务，视学问为晋身之阶，求仕成为求学的唯一目的。综观中国书院制度将近1000年的历史中作为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注重人伦纲常之道的教育，把伦理道德当作人类生活决定性因素的价值取向，从而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儒家主张自省，而不主张向外探索宇宙的奥秘，反映在教育内容上就是教育与自然科学知识分离，教育内容排斥科学知识。中国书院虽然注重相互争鸣的学术研究，但书院大师们在维护宗法封建社会这个根本问题上则是一致的。虽然它存在了近千年，但只有形式上数量上的变化，而无实质性的变革。中近代的落后与重德轻智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西欧社会开始走向繁荣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现，中国世纪大学不仅为当时各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活动的舞台，而且成为培育新一代学者的园地，学者们不仅担负起保存文化，传递文化的责任，而且担负起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天职，虽然他们没有冲破封建教会的控制，但在时代需要的推动下，他们注重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科技文化知识的传递，这是对传统基督教神学教育独霸讲坛的一大突破，客观上为促进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学术自主
学术自主意味着学术要从政治怀抱中自由出来，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外界的压力。
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教育必须受政治权力的摆布，中国古代书院也如此，它始终未形成独立的教育体制，学术无自主性，由于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禄的引诱，丧失了书院淡泊名利，专志于学术研究，志在治学修身而不事科举的初衷，最后逐渐官学化，成为科举的附庸。当近代革命在欧洲发生时各国都从科技成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时，而中国的童生士子却长年累月地蠕动在应试赶考的黄土路上，在考场上比试如何写好八股文，如何代圣人立言。正因为书院缺乏学术自主性，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时兴时衰，时浮时沉，随着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没落，书院制度及其优秀传统又被封建社会所埋没。
中世纪大学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大学可以拒绝来自外部的各类干预，并为独立生存和自由研究争取了一定的“特权”，这对科学研究和学术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学术自主，使中世纪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对西方文化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大学不仅成为民族的灵魂，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文化渊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才使西方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积累、冶炼、更新和升华，构筑起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大厦和开放性的知识系统。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西方的大学制度也不断地完善，因而能够从容自由地应付新的文化挑战，历久而不衰。
由此可见，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机构，却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造成不同的历史命运，很是值得深思体味的。
古代中西方教育体制之比较

西方中世纪教育体制结构是多元化的，主要以教会、王权与世俗多元为主要特色。中国中世纪教育体制是一元化结构，以国家官府办学为主导，私学作为附庸。在课程内容、思想价值、教育成果诸方面，都存在差异，最后西方突破教会的控制，转向人文主义，大学逐渐成为当时自由思想的根据地，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个性的文化人，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始终徘徊在专制的阴影之下，主要培养了一批御用文人，无法走出传统的怪圈。中世纪中西方教育体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比较考察之中，给人耐人寻味的启示，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从中找出许多历史的教训。

一、教育结构系统的考察
中世纪初期，基督教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教育。6世纪起，基督教教育逐渐超出家庭的范围而走向学校。主要有两类：一是修道院附设的学校，二是由教会和政府主办的学校。789年，查理大帝发布公告，要求各地教会设立学校，删订有关书籍，使教区内儿童学习。该公告被称为“中世纪教育的第一个总纲”。之后，教会在各地办起各类学校。
7-8世纪，西欧世俗教育逐渐兴起，尤其在爱尔兰和英格兰较为发达。随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发展市民教育的城市学校应运而生。城市学校分二种：一是为上层市民即工商业经营者设立的学校，如文法学校之类，服务于自由市民的生活情趣和读写需要。二是为下层市民主要是手工业者子弟而设立的学校，如行会学校之类，以培养技术工人。世俗化的市民教育是中世纪后半期教育的重要方面，它为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础。
文艺复兴开始后，市民阶级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古罗马的法律科学为了与教会学校相抗衡，市民阶级仿照古希腊的“学园”创办了许多学院，讲授和研习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这种兼具教学和科研职能的机构后来发展成近代意义上的大学。11世纪后期，第1所大学是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其最初是一所医科学校。其后意大利的波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等著名大学创办。13世纪，各大城市纷纷创办大学，教会也或参与创设。
大学最初是作为一种行会组织而被特许的，“大学”这个词的原义是“融合为一”、“会社”、“协会”，最初的全名为“教师与学生的联合”，即教师与学生组织的一种社会团体。其最初不过是私人间的一种结合，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自由团体，后来才渐渐成为正式的教育机关。也是一个为学习服务的联合体，如书贩、信差、药商、抄写人，甚至旅店老板，都可算是大学的成员。他们象其他行会一样，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许多大学成为一个自治的组织，对地方当局和教会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也有一些大学为教会创设，如巴黎大学由巴黎圣母院的神学院发展而来。其管理模式也可分两类：波尼亚大学的学生主体模式，由学生组成委员会，选出校长，制定章程，雇佣和监督教师，安排教学计划。巴黎大学的教师主体模式，由教师组成行会，选出校长，制定章程，安排教学工作。14世纪后，学生与教师的组织开始联合。
大学独立自治的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赢来的，欧洲所有古老的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相关的卓绝斗争。如巴黎大学处在教会和世俗势力双重的夹击下，其争取自治的道路艰苦而漫长，甚至付出流血的代价。1231年，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出面调停，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发布了有大学“独立宪章”之称的教谕令《知识之父》，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肯定了巴黎大学有教学、罢课、结社、授予学位等的自决权。这份由教皇亲自授予的独立宪章，使巴黎大学最终摆脱主教的控制而取得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也得到国王的认可。此后，有关斗争还时有发生，而独立自治的传统延续至今，巴黎大学成为法国的生命之树，它吸收着欧洲各国最优秀的教师和最好的学生。
各大学在这几个世纪中，虽然道路都颇为坎坷，它们既反抗教会，又要反对国王，但最终都摆脱教权与王权的控制，其在中世纪或可看成是与宗教、世俗权力并驾齐驱的文化力量，成为独立自治、自由思想的根据地，作为西方文艺复兴的摇蓝，是西方教育现代化的先声。
综上所述，西方中世纪教育形成的是多元化结构，其中以教会、王权与世俗多元对立为主要特色。前期以教会办学为主导，后期以城市世俗办学为主导。大学在欧洲成为与教会和王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关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权力格局，人们常以“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的名句来描述。其实还可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事归亚里士多德”。体现出其民间自主教育模式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于战国、秦代开始设置博士制度（中央官学体制）。汉代太学的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为标志，从数十人增加到成帝时的三千人。隋在中央设国子监，总管国家各级各类官学。唐初大力发展官学体系，国子监下辖六学二馆（弘文馆、崇文馆），并在太医署下设医学、礼部的祠部下设崇玄学、秘书外省下设小学。北宋经庆历兴学、熙丰兴学、崇宁兴学，官学体制进一步完备，太学扩建规模，更增加了武学、画学等专科教育。明代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中央官学系统有两京国子监、宗学，及武学、阴阳学、医学等。清代因袭明代的中央官学体制，国子监有六堂二厅，并隶设算学、旗学、俄罗斯学、琉球学。宗人府隶设宗学、觉罗学。内务府隶设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回缅官学。此外，理藩院有唐古忒学，钦天监有天文学，太医院有医学，乐都有教坊司。中央官学教育体系已非常庞杂。
地方官府办学，汉代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王莽执政时，要求按地方行政系统设置学校：郡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聚设“序”，各配备经师1人。东汉前期地方教育相当昌盛。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制定出第一个地方郡国学制模式，规定了学校的规模与学官设置，教师与学生的录用标准等，标志着中国古代地方官学教育制度规范的建立。隋唐地方官学有府学、州学、县学。宋代设置诸路学官，以加强地方教育管理，经历次兴学运动，形成遍布全国各地的官学网络，其规模与数量超过汉、唐。明、清代地方官学更是遍布各地，重点突出。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虽一度兴旺，但战国后期法家改革开始取缔。秦、汉至明、清，民间私学一般只相对官学起一些辅助性补充作用，以历代私塾的蒙学教育最为典型。而汉代的私家学术传授，主要补充当时官府地方教育的薄弱。魏晋南北朝时私学的消长与官学的盛衰对应，乃出于世道的动荡，而非私学真正的发展成长。唐代允许民间基层设立私学，也为补地方官学的不足。私人书院在北宋初期的兴起与南宋的恢复，也是地方官学薄弱所致。宋末，书院开始受制于政府而开始官学化，元代官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一些书院演变为地方官学，官府更新建许多书院，都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附庸。明中叶至清初，私学书院再次勃兴，原因是原有的官学体制不能有效地完成培养经世致用人材的任务，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因而需要借助私学书院这种形式。至乾嘉时期，其学风转向训诂考证方面。同时，我们从书院教育的主体内容、教育思想诸方面，可知道其并不能形成独立的私学文化教育体系。
所以，中国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元化结构，以国家官府办学为主导，私学书院为辅助的教育体系，为专制政治的强化服务。其特点是，表面上看也存在官学与私学的二元体制，然而实质上，私学始终是官学的附庸，民间办学没有产生突破的思想，更没有与官学对抗的力量，私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从上述特点而言，中国的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种封闭式的一元化结构系统，且在千年的运作中没有质的改变。

5、琐记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啊

琐记

·鲁迅·

衍太太现在是早已经做了祖母，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青，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因此我们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

举一个例说罢，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

衍太太却决不如此。假如她看见我们吃冰，一定和蔼地笑着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的多。"

但我对于她也有不满足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还很小，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我走近去，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看那书上画着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象。正迟疑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这使我很不高兴，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不到那里去大约有十多天。一回是我已经十多岁了，和几个孩子比赛打旋子，看谁旋得多。她就从旁计着数，说道，"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在旋着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婶母也恰恰走进来。她便接着说道，"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虽然如此，孩子们总还喜欢到她那里去。假如头上碰得肿了一大块的时候，去寻母亲去罢，好的是骂一通，再给擦一点药；坏的是没有药擦，还添几个栗凿和一通骂。衍太太却决不埋怨，立刻给你用烧酒调了水粉，搽在疙瘩上，说这不但止痛，将来还没有瘢痕。

父亲故去之后，我也还常到她家里去，不过已不是和孩子们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我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我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

这些话我听去似乎很异样，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但有时又真想去打开大厨，细细地寻一寻。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好。那么，走罢！

但是，那里去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叫作中西学堂，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然而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诮它，这名文便即传遍了全城，人人当作有趣的话柄。我只记得那"起讲"的开头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不然：鸠舌之音，闻其声，皆雅言也……。"　以后可忘却了，大概也和现今的国粹保存大家的议论差不多。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个进去的学校，目下不知道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象《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总之，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象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现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

可爱的是桅杆。但并非如"东邻"的"支那通"所说，因为它"挺然翘然"，又是什么的象征。乃是因为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么远，我现在可委实有点记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即使跌下来，也不过如一条小鱼落在网子里；况且自从张网以后，听说也还没有人曾经跌下来。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罗，普弥耶〔口牛〕，〔口奄〕耶〔口牛〕！〔口奄〕！耶！〔口牛〕！！！"

我的前辈同学被关圣帝君镇压了一整年，就只在这时候得到一点好处，——虽然我并不深知是怎样的好处。所以当这些时，我每每想：做学生总得自己小心些。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近来是单是走开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会说你骂人骂到聘书，或者是发"名士"脾气，给你几句正经的俏皮话。不过那时还不打紧，学生所得的津贴，第一年不过二两银子，最初三个月的试习期内是零用五百文。于是毫无问题，去考矿路学堂去了，也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文凭又不在手头，更无从查考。试验并不难，录取的。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ie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马癸〕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但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平安的时期。那是第二年，听说学校就要裁撤了。这也无怪，这学堂的设立，原是因为两江总督（大约是刘坤一罢）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所以开手的。待到开学时，煤矿那面却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师薪水太贵；二、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既然开矿无利，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乎开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并不裁撤。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留学的事，官僚也许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了四个。日本是同中国很两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呢？有一个前辈同学在，比我们早一年毕业，曾经游历过日本，应该知道些情形。跑去请教之后，他郑重地说：——

"日本的袜是万不能穿的，要多带些中国袜。我看纸票也不好，你们带去的钱不如都换了他们的现银。"

四个人都说遵命。别人不知其详，我是将钱都在上海换了日本的银元，还带了十双中国袜——白袜。

后来呢？后来，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国袜完全无用；一元的银圆日本早已废置不用了，又赔钱换了半元的银圆和纸票。

十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