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东翰林
1、从古到今，安徽有哪些名人？
方腊（？-1121）：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歙县人。出身贫苦，为反抗压迫，1120年10月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后迅速移师睦州，举行“漆园誓师”，痛斥黑暗朝政，改元“永乐”，自号“圣公”，建立农民政权。义军战火曾袭卷江浙皖赣六州52县，影响很大，1121年夏被俘遇害。《宋史》有传。
朱熹（1130-1200）：南宋大学者，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婺源县人。1148年考中进士，曾任秘书修撰，定文阁待制等职。死后谥赠大师，封徽国公。仕途多坎坷，潜心治学。研究领域甚广，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著称。与程颢、程颐等共创的理学史称“程朱理学”，为继孔子之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七、八百年之久的正统官方哲学，远涉海外，影响世界；重视教育，创办书院，所撰《白鹿洞书院揭示》对后代教育事业影响深远；著述巨丰，其中《四书集注》58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圣典”；常以“新安朱熹”署名著述，讲学于徽州，从其弟子者众，“朱子之学”也就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朱史》有传。
程大位：（1533-1606）：明代著名数学家，珠算大师。字汝思。屯溪区人。少年经商，中年弃商归里，专心著书。有感于商务往来中珠算的传统筹码计数法的不便，1592年著成《算法统宗》17卷及1598年的简明本《算法要》4卷，详述了传统的珠算规则，确立了算盘用法，完善了珠算口诀；搜集了古代流传的595道难题并记载了解题方法，堪称中国16-17世纪数学领域集大成的著作。明末，日本人毛利重能将《算法统宗》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之后，又流传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影响极大。
张小泉：（生卒年代不详）：明末清初著名制剪工匠。黟县人。明崇祯年间，张小泉带领儿子前往杭州开设“张大隆”剪刀铺，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嵌钢制剪技术、产品很快畅销全国，后为防假冒，以“张小泉”作为店名。“张小泉”剪刀在乾隆年间被列为贡品，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二等奖，新中国三次全国评比均获第一名。
胡光墉（1823-1885）：清代著名徽商。字雪岩。绩溪县人。早年在杭州经营钱庄，后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依靠湘军势力在全国广设当铺和银号，成为富甲江南的特大官商，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为发掘中国药学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詹天佑（1861-1919）：近代著名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铁路事业的创始人。字春诚。婺源县人。早年家贫，后获岳父资助赴欧洲留学。1905-1909年，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条自已设计自已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创造了不少施工新法，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铁路工程专家，奠定中国铁路事业基础。
黄宾虹（1865—1955）：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字相存，别号虹庐。歙县人。是现代中国画坛上成就卓著的一代宗师，为“新安画派”的现代代表。早年山水画重在师法古代大师，中年以后重在师法自然，70岁后又画风大变。作品深厚华滋，意境深远，精于墨法，善用焦墨与浓墨，与齐白石并存称为“北齐南黄”。在美术理论上，总结出“平、留、圆、重、变”五字笔法和“浓、淡、泼、焦、积、宿”七字墨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精通诗词。有《黄山画家源流考》、《古画微》、《画学通论》等多种著述和绘画作品传世。
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字适之，绩溪县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学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会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面；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甚丰，治学方法上具徽派朴学遗风。
陶行知（1891-1946）：著名教育家。原名文浚。乳名和尚，曾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歙县人。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后又相继创办浙江省湘湖师范，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山海工学团，并支持新安小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一二九”运动后，与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任联全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1946年与李公仆、史良等在重庆创办大学，任校长。后回上海从事反内战、反独裁民主运动，1946年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毛泽东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尊称他为“万世师表”。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诗歌集》等。
戴震（1723-1777）：清代大学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徽派朴学的创建及领袖 人物。字东原。屯溪人。徽商出身，1762年曾中举人，后六次考进士，因皆思想与程朱理学不符未中。曾参加《四库全书》修纂，授翰林院庶吉上。学识渊博，在哲学、天文、历算、历史、地理、经学、训话、音韵等领域均有重大贡献，为一代通儒和宗师，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其哲学思想是程朱理学之后反理学的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朴学思想是作为了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乾嘉学派中的皖派领袖人物，并由之开创徽派朴学。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仪礼考正》、《考工图记》、《古历考》、《水地记》、《勾股割圜记》等50余种。《清史稿》有传。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有《李文忠公全集》。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叙》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清代安徽全椒人。吴敬梓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年五十四岁。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两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后卒于客中。敬梓生平最恶举业，所著《儒林外史》五十五回，（一本作五十六回，又一本作六十回，均非原本）专写熬中于此者之真相，幽默诙谐，读之捧腹。又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中国小说史略》并传于世。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
2、合肥梓晨翰林苑小区周边配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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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肥东翰林苑属于哪个社区？
肥东鹤灵苑应该是属于肥东的龙岗社区。
4、李鸿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00年前的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审视李鸿章，相信对仍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人不无助益。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
李鸿章，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 “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洋务重臣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 “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到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振聋发聩之声
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赋闲在京城贤良寺。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朝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有 “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即与俄国结盟。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这一次，李鸿章没能意识到一个具有近代常识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至于当大清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一点，李鸿章和大清国的官员都没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同样会给俄国人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更何况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装。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就是对中国东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中东铁路警察队”。关于后者，李鸿章想到了，于是他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
离开俄国，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在英国，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李鸿章觉得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而大清国要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极大的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令李鸿章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海军和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的开明思想令他说出了：“实具同心。”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当客轮驶往美国的途中，李鸿章在船上对每一位他见到的美国人都问这样的三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得离纽约近吗？
《纽约时报》记者接着报道说：“没有乘客表示他曾向女士问过这三个问题。”
而对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回题，李鸿章的回答是：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
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美国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的回答是：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李鸿章甚至宁愿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李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结束访美之后，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紧接着，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国人开始胁迫大清政府将“东三省永远归俄国所有”。这时候，李鸿章终于明白：大清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所奉行的 “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么的天真无知。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 “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最后一次出场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 “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以卵敌石，岂能幸免？”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 “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 “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 “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 “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几种评论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李鸿章的“汉奸”、“卖国贼”帽子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 、“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在辛丑和约上签字后不久，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
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是非得失如何？失误中哪些是环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责任？需要认真梳理。梁启超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针见血，应该三思！
5、包公故乡在哪？
1、包公的故乡在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
2、人物简介
包拯（999年5月28日－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官员，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任枢密副使。
曾任天章阁待制，人称“包待制”，后为龙图阁直学士，故后人亦称“包龙图”，卒赠礼部尚书，谥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其廉洁公正、不攀附权贵，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死后成为地狱第五殿阎罗王。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包黑炭”。
3、人物评价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之名，成为清廉的象征。
士大夫语曰：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
欧阳修：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司马光：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 “仁宋时，包拯最名正直。
刘敞：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
吴奎：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
张田：仁宗皇帝临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圣神明智之资，善容正人延谠议，使其谋行忠入，有补于国，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肃包公止尔。
包顺：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
6、包拯传文言文翻译，急急急急
白话释义：
包拯字希仁，是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最初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的知县。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包拯辞官不去赴任。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老人。
几年之后，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过了很时间，包拯才去接受调遣，当天长县知县。有个盗贼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牛主人来到(县衙)告状。
包拯说：“(你)只管回家去，杀了牛卖了它。”不久又有一人来到(县衙)告别人私自宰杀耕牛，包拯说：“(你)为什么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又来告他的状?”这个盗贼感到很震惊，也很服气。
(包拯)转到端州当知府，升为殿中丞。
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当政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包拯)出使契丹，契丹命令典客对包拯说：“(你们国家的)雄州城最近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包拯说：“(你们国家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开便门呢?”那个人便无言以对了。
(包拯被朝廷)召令暂时代理开封府尹，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强坚毅，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做黄河水清(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小孩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声，叫他“包待制”。
京城里的人因此说：“(暗中行贿)疏不通关系(的人)，有阎罗王和包老头。”按旧规矩，凡是诉讼都不能直接到官署(递交状子)。包拯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到跟前陈述是非，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
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包拯性情严峻刚正，憎恶办事小吏苟杂刻薄，务求忠诚厚道，虽然非常憎恨厌恶，但从来没有不施行忠恕之道的。（他）跟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悦人，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都断绝来往。
虽然地位高贵，但（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跟当百姓时一样。（他）曾经说：“后代子孙当官从政，假若贪赃枉法，不得放归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听从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孙。”
原文：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包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
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日“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中官（宦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
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此文出自元代脱脱所著的《宋史》。
写作背景：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但因体例、年号不一而未成。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脱脱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中书右丞相阿鲁图继任，阿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不谙汉字。
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
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曾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及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后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知谏院时，多次论劾权贵。
再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枢密副使。
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年六十四。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
7、合肥市蓝鼎滨湖假日翰林园十二栋发生过什么
安徽网消息 2月21日，是合肥各中小学春季开学报到的日子，然而就在当天上午，合肥滨湖一小区发生一起坠楼事件，一名16岁初三女孩从楼顶坠落到居民楼三楼平台上，不幸身亡。目前，辖区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
21日银辩信上午9点钟左右，事发合肥滨湖新区蓝鼎滨湖假日翰林园小区。据了解，坠亡女孩就住在涉事居民楼一楼，在肥东一所中学上初三。据亲属介绍，女孩出事前并无反常举动。
【事发】居民发现有人坠楼
昨天下午2 点，合肥下着细雨。记者来到滨湖假日翰林园小区。有居民告诉记者，多人报警后，多辆警车赶到现场，之后民警进入涉事居民楼展开调查，现场调锋轮查工作持续数灶芦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