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发改委国家新区

1、合肥市国家级滨湖新区最早什么时候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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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分巢湖的三分巢湖背景

在安徽全力打造皖江城市带同时，受震动最大当属南京与武汉，尤其是南京，一直以来，安徽马鞍山等地早已被其视为“圈内之物”。事实上，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近，经济互补性强，可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交通物流配套基地、旅游休闲基地和高素质劳动力供应基地。此外，长三角向泛长三角腹地扩展，第一站就是向安徽拓展，而皖江城市带有望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
扩大合肥的经济体量，进而增强对省内资源的集聚力，合肥经济圈做大，将与南京城市圈、武汉城市圈形成竞争、合作的格局，有着重要的意义。
虽然学界质疑，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做大合肥，这样的合肥经济圈将圈不住小兄弟。但另一方面，不容质疑的一个事实是，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肥“向心力”将会加强。
此前，安徽城市与省外联系远远大于省内联系，改变区划前的马鞍山和芜湖处于长江以南，自视为南京都市圈成员，与南京的经济联系远比与合肥密切。随着芜、马与合肥成为相邻城市，合马芜联系势必加强，此外，安徽对省会城市做大做强的决心，会强化合肥区域中心的地位。
南京未来则要看能否与周边城市保持互利共赢的态势和强有力的政策力度，经济圈不是一圈了之，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好事，有利于通过竞争和合作，来壮大各个节点城市的实力，同时改变不同城市间在新的利益格局下的博弈关系
在大区域范围内，有形无形地会形成一种竞争，产业的分工、要素的流动，逐渐会突破一些行政区划的限制。但行政区划变大，有利于合肥的扩展，通过一些政策措施，以及新区、开发区的建设，也会吸引一些产业。
应该说，如果合肥发展好了，对南京的发展也是促进，由于南京与合肥各有特色和优势。南京和合肥的合作领域很多，当然也会有竞争，在竞争中，发挥优势，避免劣势，较好地解决产业同构问题，更有利于调整两地的产业结构。不过，有压力才能带来两地的快速发展，武汉和合肥的关系也是同样的。
一个基本事实是，区划调整后，合肥经济圈将会加大跑马圈地力度，与南京、武汉“三足鼎立”，支撑起中国中东部城市新版图。 合肥之南的巢湖市,因湖和古居巢得名。1999年,巢湖地区及县级巢湖市被撤销,设立地级市。12年轮回,巢湖市似乎从起点回到原点 。
安徽省发改委地区处处长殷君伯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处于合肥、芜湖、马鞍山之间的巢湖，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这些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塌陷了。而相邻的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没有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反而像个海绵体一样吸食着巢湖的生产要素。
兄弟城市的南北夹击，造成了巢湖市在招商时并无优势可言。据统计，巢湖市财政收入63.6亿元，同比增长21.1%，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9.3亿元，增长26.9%。住房需求大幅下降，2011年到2014年的三年间，房价从6000元一平方暴跌至2000多一平方，大量人口外流是主要影响。第三产业也受到很大冲击，以至于爆发的哥罢运。
尽管地级巢湖市建制极不稳定，但是其下辖的四个县建制却基本未受影响，且经济发展相对较快。这种弱市强县的现象，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之为’‘小马拉大车”。
安徽省政府参事程必定认为，巢湖设立地级市违背了区域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其本身不具备区域经济中心的实力,对周边地区也就没有辐射和带动作用：巢湖自己市区人口40万，下辖总人口却达到400万，巢湖城区仅为37平方公里，而它整个辖区面积却有9000平方公里。
分拆巢湖市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方便安徽省内区域经济中心的建设，合肥是不二之选。
长期以来，安徽省一直心怀缺乏一个特大中心城市的缺憾。作为省会城市的合肥，2010年人口总量570万人，只占全省的9.6%，低于同期全国省会城市13.3%的平均水平，GDP为2702.5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22%，经济首位度远低于其他省会城市。
合肥与邻近省份的省会城市相比，经济总量小，也导致全省资源的集聚效应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合肥急需做大，增强对省内城市的向心力，提高全省资源的集聚能力。。
事实上,近年来,合肥一直也想大力发展自身,设立滨湖新区就是一个标志,这也意味着合肥试图从内陆走向沿湖的滨湖城市。而此次三分巢湖,巢湖正式成为合肥的内湖，并使其距离“沿江省会”的梦想进了一大步，合肥如今距离长江最近仅有数公里的距离。
不仅如此，新合肥拥有708万户籍人口，人口占全省比例上升到12%，并以11408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一跃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按照2010年的数据，巢湖市撤销后，合肥的GDP由原先的2700亿元增至3012亿元，一举跨过3000亿元门槛。 2010年1月,国务院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即定下以长江一线为发展轴、合肥和芜湖为双核、滁州和宣城为两翼的“一轴双核两翼”产业分布格局。
不过,问题接踵而至,由于区域内主要产业均靠招商而来,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不免导致产业整体布局落实不到位，产业同构现象突出。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横亘在三个城市之间的巢湖市，让三个产业结构较为相似的城市联系弱化了不少。而此次三分巢湖之后，三座城市实现无缝对接,对于有效协调产业招商，协调产业布局规划等，均将起到巨大作用。
程必定认为，这个方案将最大限度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工作提升至新的高度。而更大范围内看来，按照分拆方案，合肥、芜湖、马鞍山将正式连在一起，三者在钢铁、汽车、家电产业上具有很强的互补优势。
以家电产业为例，合肥白色家电产业庞大,但芜湖同样也不落后，而此次三分巢湖之后，两市成为“邻居”，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产业链的延伸，通过更为完善的协调机制来防止恶性竞争。
“合作、降低沟通成本将成为今后三市在协调产业规划方面的主题。”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安徽省上报给国务院的方案里也提到了这一点。
分拆巢湖带来的产业重组机会亦得以增加。以港口为例,位于江南的芜湖都曾经试图在长江北岸建设沿江工业园区和物流中转基地。尽管规划得到安徽省省政府批准,但由于长江北岸的无为县、和县归巢湖市管辖，致使规划无法实施。
此次分拆之后,将直接有助于芜湖港(600575,股吧)口的大规模发展。
事实上，芜湖和马鞍山一直在打造同城化，这次拆分后，今后两市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对于同城化步伐将大有促进。 和当地的老百姓相比,政府官员的人事变动,可能是巢湖拆分最大的振荡波，主要来自利益阻力、心理阻力。”张永理告诉记者。
新华社报道称,从8月22日起,安徽省将全面启动行政区划调整的对接实施工作,计划9月10日前基本完成人员安置等主要工作。
从宣布拆分之日起,原巢湖市直机关干部如何进行安置,就成各界关注焦点。
据公开的方案显示：处级、科级及以下人员,分流至省直、合、芜、马和县级巢湖市,也可申请去省内其他地市,正处级原则上安排实职;50周岁以上或满30年工龄可自愿提前退休或离岗;市直属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机关工勤人员,全由合肥市接受。
地级巢湖市共有49个工作机构,其中,政府工作部门30个，直属机构9个，加上事业单位等,需分流的公务人员较多，如何消化吸收是个大问题。
尽管这样，人们对节约的行政成本仍充满期待。
地级政府的撤并，大量费用会随之而产生，专项经费数额至少以亿元计。安徽方面并未公布经费数额，拆分节省下来的钱，肯定要超过花费的钱。程必定举例说,撤销地级巢湖市后，将有上千辆公车停开，这将节省约5000万元，原巢湖市每年大约100人出国，加上开会、接待等公费开支,撤并后这些费用也能节省下来。
业内专家认为,此次分拆巢湖市仅仅是个开始,更大范围的行政区划调整已在酝酿。
不仅仅是安徽,当前各地调整区域规划方兴未艾，需要注意的难题除了安置撤销机构的人员外，还有要考虑,原来的区域能否融入新的新政单元？因为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生力量可能被边缘化。
张永理认为，在大区域范围内,有形无形会形成一种竞争,产业的分工、要素的流动,逐渐会突破一些行政区划的限制。所以,调整行政规划,应该遵循经济活动自身的规律，按照产业发展的规律。

3、严控撤县设区！大城市的“扩容”梦碎了？

文|凯风

大城市，不会一直扩张。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严控撤县建市设区。

这是继去年国家发改委“慎重撤县设区”之后又一关键表态，且措辞从“慎重”提高到“严控”，收紧之意相当清晰。

这否意味着，大城市的“扩容”梦碎了？

01城市扩张：

地市合并VS撤县设区

大城市，从来不乏扩张冲动。

根据《中国城市大趋势》分析，大城市的扩张，主要有两种路径。

一种是外延式的，直接合并周边地市，做大城市体量。

过去10年，全国有5个城市，通过合并周边地市完成了大扩容。

以合肥与芜湖、马鞍山三分巢湖为起点，成都代管简阳、代管西咸新区、济南合并莱芜、代管公主岭，5个省会城市完成了空前扩张。（参阅《过去10年，谁是全国进步最大的城市？》）

显然，合并之后，无论是城市面积、人口，还是更为重要的GDP总量，就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扩大。

所以，在5大省会之外，城市同样不乏合并式扩张的冲动。

这几年，深圳合并莞惠、合并鄂州、宁波舟山合并、汕揭潮合并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但最终都未能付诸行动。

第二种是内涵式的，通过撤县建市，或撤县设区，来完成城区的扩张。

这是城市扩张的主流。

过去10年，全国共撤销了140多个县，相应地，增加了120多个市辖区，十多个县级市。

以北上广深、武汉厦门南京佛山为代表的一众城市，率先进入“无县时代”。

根据《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分析，撤县建市、设区，意味着城市格局之变。

撤县建市，从县变成县级市，看起来行政级别不变，但县级市属于“城市”序列，而县更多还是农业管理模式，这实质上也是城市扩张的一部分。

撤县设区，更为直接，从县到市辖区，不仅能带来市级“权力”范围的扩张，而且还能促进城区面积和城区人口规模的扩大，这些指标在地铁、城轨建设方面有着关键性意义。

所以，最近几年，全国有数十个城市提出“撤县设区”，从二线省会到三四线城市，无不以此作为城市扩张的主要路径。

02大城市，为何不能随意扩张了？

撤县建市设区的政策转向，始于2020年之后。

在此之前，大城市化作为城镇化的主要方向，一直都受到鼓励，无论是城市合并还是撤县设区等畅通无阻。

2020年，为何成了关键时间节点？

这背后，新冠疫情的出现及持续，暴露出超特特大城市在人口方面的短板。人口过度聚集于大城市，千万级的人口流动，带来了疫情防控层面的难题。

因此，从2020年开始，政策出现了两方面的转向：

一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严控撤县建市设区。

这方面，在大城市群、大都市圈内的县域，能够享受到中心城市的辐射，无论是作为卫星城市还是副中心城市，都不乏吸引力。

但对于偏远地区，或者本身缺乏产业支撑的中小县城，无论是产业吸引力还是公共服务，都存在明显短板，这些县域如何强身值得关注。

二是有条件的中西部省份，要在省会城市之外，设立副中心城市。

这方面，多个省份已明确省域副中心城市：

四川的绵阳、宜宾等；

湖北的襄阳、宜昌；

陕西的宝鸡、汉中、榆林等；

河南的洛阳；

湖南的岳阳、衡阳；

广西的柳州、桂林……

这种政策变局，体现了对大城市化的纠偏，打造更多具有竞争力的副中心城市、县城，于经济均衡发展同样不乏好处。

不过，正如《中国城市大趋势》所分析的，仅仅给予一个副中心城市的名号并不够。

毕竟，这些城市与省会之间有着难以弥补的差距。

显然，当资源、产业、人口等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有增无减，中小城市能否肩负起这一重任，这是值得考虑的。

03哪些城市还能继续扩容？

严控撤县建市设区，不等于大城市完全失去了扩容的可能。

去年初，《人民日报》曾刊发一篇题为《正确认识撤县设区》，对背后的争议进行了梳理。

文章指出，撤县设区是为了更好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一些人对于县制消失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应当看到，撤县设区后形成的“无县”城市几乎都是国家经济中心或重要节点城市，并未泛化到中小城市。

根据文章，另一方面，不同类型地区撤县设区的目的与重点各不相同，不能盲目攀比与跟风……

那些省会城市的人口与经济活动高度集聚的省份，需要着重培育非省会次级中心，以完善区域城市等级体系，其撤县设区的重点应该放在次级中心，不宜通过撤县设区继续扩大省会城市规模。

当然，这篇文章只是一家之言，未必代表官方态度，但其提出的问题方向，无疑值得思考。

基于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来看，在大都市圈、大城市群内的“撤县设区”，仍有一定必要性，这能让县域或偏远郊区更快与中心城市融为一体。

而对于省会首位度占比过高的地区，是否还要通过合并周边地市或者全面撤县设区，就必须有所取舍。

目前，我国一些省会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人口甚至超过2000万，体量已经相当庞大，是否还要继续扩张，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04强省会何去何从？

每一个省会城市，都有一个“强省会”的梦想。

近日，长沙、福州、太原、南昌、南宁、贵阳不约而同喊出了“强省会”的口号，有城市甚至表示“省会强则全省强”，打造强省会的决心可见一斑。（ 参阅《强省会！又有7个省会城市集体官宣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会从弱变强，成为首屈一指的“强省会”，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成都、武汉、西安。

还有一些省会，早已将强省会战略付诸于行动，包括南京、济南等，要诉诸的不只是强省会战略，还将国家中心城市作为竞逐目标。

可以说，正如《中国城市大趋势》所分析的，除了广州等个别省会之外，几乎所有省会都将“强省会”作为追求。

这背后的战略动机不难理解。

一个省份，如果连一个显眼的大城市都没有，恐怕都参与区域竞争的机会都没有，遑论在重大国家战略中获得一席之地？

不过，不是每个省份都需要“强省会”，这需要分情况来看。

对于东部发达省份来说，省内经济强市众多，本来就存在多个中心，省会想要一家独大也不容易。

这里的关键是要区分好省会与经济强市之间的功能定位，让省会更好发挥省会功能，经济强市更多发挥经济功能。

对于中西部已经做大了强省会的省份来说，省会再继续膨胀，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在这些省份培育多个副中心城市，无疑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对于一些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省份来说，既要又要可能并不现实，很难在“做大强省会”与“做强副中心城市”之间取得平衡，反倒不如回到更加务实的“强省会”战略中来。

强省会，未必适合每一个城市。但每个省份都不能少了经济强市，这是未来区域竞争的重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