瑤海區文化局王富強

1、中華兒女報效祖國為國爭光的故事

兩彈元勛鄧稼先，體操王子李寧等

2、誰知道淮陽的王富強啊，搜了一下好想叫王富強的還挺多了，誰有他的具體信息，最好網站也有。

王富強，河南省淮陽縣人 1965年4月生，現為中國畫院特聘畫家，河南省美術家協會會員，河南省美術家協會山水藝術委員會委員，河南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其長期在行政工作之餘，潛心於對書畫的感悟與實踐。在書法方面，鍾於二王，緊逐米、張、褚、孫，博採眾長，甚是自如。其作品參加全國書法大賽多次獲獎，並被多家博物館收藏。其繪畫源於書法，取之傳統，不拘古例，自然天成。即有傳統文人畫的風韻，又有西洋畫的細膩與天真，尤其是其創作的山水畫都大膽追求水墨的飄逸、空靈與清新。其絕大多數作品無不以厚重、拙樸、闊大而與明清文人畫的風格相左右，從而創造出了博廣、深遂、氣象萬千的創作風格。

值得一提的是，王富強一直從事行政工作，2008年之前只是在工作之餘自學書法，2008年之後突然對中國的傳統繪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憑借近20年的書法功底，遍臨從唐、宋、元、明、清以來名家的山水畫名作，日夜不輟，有什麼疑問，他就拜王鏞、何家英、舒乙等當代著名畫家、文化學者為師，拜自然為師，游歷祖國名山大川，並遠游歐洲、非洲、東南亞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汲取西方繪畫技法之精髓，其作品參加河南省美協組織的2009年新人新作展、第8、第9屆美展多次獲獎，2010年6月被河南省美協破格批准為美協會員，其創作的美術作品，也被北京、山東、福建、河南等20多家畫廊、美術館或博物館收藏。

王富強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融合西洋畫的技法、創作的皺畫，結合自己對家鄉萬畝龍湖的特殊生活感受創作的湖泊山水等，更是引起了美術界的關注和認同。他出版的《王富強山水畫集》、《王富強書畫精品集》很受業界關注。其山水畫作品先後為《中國當代山水畫家百傑》、《中國當代中青年畫家精品集》等10多家圖書收藏出版。

3、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含義】：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准則，這24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 【重要作用】：
面對世界范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形勢下價值觀較量的新態勢，面對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多變的新特點，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於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對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引領社會全面進步，對於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1-4]
從適應國內國際大局深刻變化看，我國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在前所未有的改革、發展和開放進程中，各種價值觀念和社會思潮紛繁復雜。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面對世界范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形勢下價值觀較量的新態勢，面對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多變的新特點，迫切需要我們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擴大主流價值觀念的影響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看，培育和弘揚核心價值觀，有效整合社會意識，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好價值體系問題，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徵的價值體系，在全社會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整合社會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的能力，掌握價值觀念領域的主動權、主導權、話語權，引導人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
從提升民族和人民的精神境界看，核心價值觀是精神支柱，是行動向導，對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建設民族精神家園，具有基礎性、決定性作用。一個人、一個民族能不能把握好自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核心價值觀的引領。發展起來的當代中國，更加嚮往美好的精神生活，更加需要強大的價值支撐。要振奮起人們的精氣神、增強全民族的精神紐帶，必須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鑄就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精神。
從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宏偉目標看，核心價值觀是一個國家的重要穩定器，構建具有強大凝聚力感召力的核心價值觀，關系社會和諧穩定，關系國家長治久安。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有廣泛的價值共識和共同的價值追求。這就要求我們持續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建設，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力量。 【與傳統文化的關系】：
發揮優秀傳統文化怡情養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加大文物保護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力度，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中華文化中的思想精華，作出通俗易懂的當代表達，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使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讓優秀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不斷發揚光大。重視民族傳統節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豐富民族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開展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普及活動，培育特色鮮明、氣氛濃郁的節日文化。增加國民教育中優秀傳統文化課程內容，分階段有序推進學校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開展移風易俗，創新民俗文化樣式，形成與歷史文化傳統相承接、與時代發展相一致的新民俗。
【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相互關系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核，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徵，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凝練和集中表達。

4、哪位著名改革家為後來文字獄與文化專制開了先例

本文摘自《東方早報》2009年3月15日B05版 作者：虞雲國 原題為：再說王安石變法
今年逢十的大事特多。推算起來，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拉開了變法的大幕。今年恰逢九百四十周年，也是可以作為話題的。
2007年，為紀念鄧廣銘先生誕生一百周年，北京三聯書店推出了「鄧廣銘宋史人物書系」，其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是據其去世前一年（1997年）改定本排印的，可視為鄧公的學術絕筆。
幾年前有過一本《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僅梳理研究史，就多達六百頁。翻完《研究史》，反倒堅定了我原有的想法：絕不可能為這次變法做一個蓋棺論定的評價；從變法當時直到今天，始終沒有定論，無論肯定的，還是否定的，或者折衷的評價，都可以毫不費力地舉出足夠的史料；任何後人對這次變法的解讀，都有其個人見解與時代因素攙雜其間。不言而喻，本文也只能是一家之言。
北宋立國，迎來了中國古代史上又一個繁榮發達的新時期。但到宋真宗、仁宗時期，宋代統治在對內對外上都出現了問題（詳見拙著《細說宋朝》）。社會危機是社會變革的第一推動力。於是，就有了慶歷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持的新政。這是北宋王朝的一次自改革。新政最終夭折，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未獲解決。接替仁宗的英宗，在位僅四年。接著就是他的兒子神宗即位，即位第三天，三司使（財政部長）韓絳報告：自宋夏戰爭以來，「百年之積，惟存空簿」。有一數據，慶歷以後每年赤字在三百萬貫，1065年，神宗即位前兩年，差額擴大到一千五百七十萬貫。改革和變法都是逼出來的，古今無不如此。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史學界習慣把這場改革稱為「王安石變法」，這是因為列寧盛贊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王安石在這場改革中的關鍵作用不容置疑，但設若沒有宋神宗堅決支持和斷然發動，他絕不可能有所作為。熙寧改革是這對君臣共同推動的，稱以熙寧新法似乎更客觀公正。宋神宗在其第二個年號元豐的八年間，在王安石罷相的狀態下繼續變法，故而歷史上也將其合稱「熙豐變法」。
新法陸續出台。理財方面共七項，按頒布順序為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稅法。強兵方面共四項，為保甲法、保馬法、軍器監法、將兵法。育才方面共三項，為科舉新法、三舍法與《三經新義》。新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諸多方面，但其關注點是富國強兵（十四條中佔十一條）。從變法的側重面來看，富國明顯重於強兵，而理財是富國的根本手段，理財新法（十一條中佔七條）接二連三地出籠，原因即在於此。
元豐年間，變法由宋神宗一手掌控。當時就有人指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說明變法頗有轉向。主要表現有二：一是富國的變法內容加強了國家專利的分量，而發展經濟、抑制兼並的成分則進一步弱化；二是強兵的傾向壓倒了富國的內容，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成為變法的重頭戲。另一方面，他對立國以來的官制進行了全面改革，史稱「元豐改制」。這次改制，職官制度有所理順，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但決不是政治體制上帶根本性的改革（至多是機構改革）。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嚴格意義上的王安石變法或熙豐變法畫上了句號。
這篇短文不可能論及變法的方方面面，先說說今人還感興趣的兩大問題。
第一、變法由誰埋單，是誰得利？
熙豐變法主要局限在經濟、軍事和教育領域，經濟更是重中之重。以免役法為例，差役原本是鄉村上三等戶的特權與肥缺，個別因當差服役而賠錢乃至破產的情況也有，卻非本質現象。變法以此為由，改差役為雇役，按理役錢不應該分攤到鄉村下戶（四五等戶）頭上。現在卻不論上戶下戶，一律按財產每貫攤派十文，上戶雖也有所支出，但不構成大負擔；下戶一般要承擔幾百到一二千文，則不勝苛重。
再看青苗法，原先雖規定「不願請者，不得抑配」，但無論鄉村戶，還是坊郭戶（相當於城鎮戶口），無論鄉村上戶，還是鄉村下戶，無不據戶等與財產強制抑配青苗錢，青苗息錢實際上成了國家變相徵收的財產稅。由於是國家政權的強制抑配，就具有超經濟強制的性質，比起原先的高利貸來，也是一大倒退，因為借高利貸畢竟還是一種經濟關系，必須出於自願。說到底，青苗法無非是把「兼並之家」的高利貸放貸權強制收到國家手裡，難怪梁啟超稱之為「以國家而自為兼並」。
變法的興奮點聚焦於理財，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國家財政明顯好轉。變法確使國用豐饒：熙寧六年的青苗錢利息達二百九十二萬貫，熙寧九年的免役寬剩錢（即支付役錢後的純結余）達三百九十二萬貫，兩者相加約七百萬貫。變法不僅抹去了積欠多年的財政赤字，還建立起五十二座戰備物資庫。元祐更化時，朝臣認為，變法增加的收入可供國家二十年之用；直到徽宗時還是「余財羨澤，至今蒙利」。倘若以財稅增長作為全面肯定變法的充足理由，顯然有失斟酌。變法在實際上把富國與富民對立了起來，走入了國富而民困的怪圈。
變法之初，有過一場爭論。司馬光認為，天地所生貨財是一個定數，不在民間，就在國家，所謂善理財者，不過是頭會箕斂。這一說法停留在簡單再生產的立場上，固然不足取。王安石反駁：「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但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所以司馬光一語中的：「不取諸民，將焉取之？」宋神宗也聲稱：變法是「取民之財，還以助民」。後半句話只是空口許諾，人民沒有從變法中得到多少好處；前半句話說明了從變法得利的是國家（當時還倒真的是國家，很少有落入改革派私囊的），而為變法埋單的主要是老百姓。
第二、北宋滅亡是不是變法惹的禍？
前幾年有一本《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把北宋滅亡那年作為坐標點，認為這年的苦果與王安石變法直接有關，有一章標題就叫「都是王安石惹的禍」。嚴格說來，宋神宗去世，就標志著熙豐變法的終結。雖說歷史是割不斷的，但王安石變法是否要為靖康之變直接負責呢？
神宗死後，先是元祐更化，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全面清算新黨及其政策。如果說，熙豐變法還是旨在解決國家社會問題（雖然沒完全解決好），元祐更化則使這些問題治絲而棼。其後，哲宗親政，對舊黨以牙還牙而變本加厲。六年以後，哲宗去世，其弟趙佶即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宋徽宗。他的第一個年號叫建中靖國，傾向性很明確：「建中」就是在新舊之間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靖國」就是強調安定團結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倘真長此以往，其後政局恐怕另是一番氣象，可惜他轉眼就改初衷。次年即改元崇寧，表明將崇尚熙寧之政。他與宰相蔡京盡管還打著新法的旗號，但所作所為，與熙寧新法已了無關系，誠如王夫之指出，王安石精心擘劃的新法「名存而實亡者十之八九」。北宋滅亡固然有外敵因素，但就內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騰，紹聖是又一次折騰，崇寧則是一次更大的折騰，朝政混亂越發不可收拾。而蔡京卻始終拉變法為大旗，令朝野生出「多少壞事借變法之名以行之」的憤慨。正是在這種情勢下，靖康之變前一年，楊時上書，把王安石與蔡京並列為蠧國害民的奸臣；南宋更有人認定，變法破壞了「祖宗家法」，這才導致了靖康之難。這種評價，有失公正。也在靖康之變前夕，有人指出：「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祖宗法惠民，雖然未必；熙豐法惠國，還是較客觀的評價；至於崇觀法之不同於熙豐法，就在於征斂所得多入蔡京一夥私囊。
但毋庸諱言，變法以後，政治空氣迅速惡化，是非善惡觀念日漸淪喪，人心風氣有一個明顯的轉向。在王安石變法到蔡京專權之間，之所以導致國家管理層的徹底分裂，就在於兩黨將不同派別的政策分歧，轉化為黨同伐異的行為模式與政治斗爭。這種積淀在傳統文化中的排他性心理，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有，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有，即便宋代以後的中國政治中也未見得完全絕跡。
變法的教訓與啟示，也是見仁見智的，但以下幾點值得一說。
第一，必須把握好改革力度與社會承受力之間的張力。
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實踐中仍操之過急。正如反對派所批評的：「二三年間，開辟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他是一個抱負遠大的改革家，但有些改革方案脫離實際，急於求成。在短短數年間將十餘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社會各階層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的和物質的承受能力，於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神宗也有同樣毛病，蘇軾就說他「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
第二，防止改革中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
即以雙方爭執最激烈的青苗法與免役法而言，舊黨多就執行效果言，新黨則多就立法本意言，雙方立論也就大相徑庭。青苗法條文規定取息二三分，以抑制「兼並之家」的加倍之息；但實際執行中，取息竟高達六分，絕對不是初衷所謂的「薄其息」。免役法由差役改為雇役，不失為歷史的進步，但其要害並不是「免役」，而在於役錢。按理說，差役原是鄉村上等戶的事，如今卻規定鄉村下戶也必須繳納原先所無的役錢，無論如何是額外的負擔。其結果只能「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也完全違背了安民的初衷。
第三，在立法與用人的雙向關繫上，不能有所偏頗。
用人不當，是熙寧新法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變法派中，除王安石個人操守無可非議，呂惠卿以下直到蔡京一幹人等，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不少人後來名列奸臣傳，也絕非偶然。而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都是口碑極佳的賢者。陸佃曾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賄賂，變法派竟聲稱「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公然放縱腐敗。變法由這樣一批貪官污吏、卑劣小人在推行，勢必聲譽掃地，阻力增大，應由行政技術層面解決的議題轉化為道德層面的問題。而變法派在後一層面上與反對派相比，立即陷於劣勢，變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最大弊病，就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他有一個理論：「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即完善法制是第一位的，而後只要選個官吏去執法，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與此相對，司馬光也有一個理論：「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立法也。」即人治是第一位的，用現在的話說，幹部隊伍的建設急於法令制度的創立。兩人各執一詞，各有其合理因素，這與近來討論中國改革到底是制度決定論還是文化決定論似有一種對應性。正確的路向應該是既重立法，也重用人。
第四，得君行道的體制局限。
胡適與余英時都認為，在歷代改革家中，唯有王安石能「得君行道」，堪稱幸運。這里涉及一個君主政體問題。「得君」，就是改革大臣得到君主重用、信任，這是「行道」（道，可以是政治理想，也可以是改革主張）的唯一前提。王安石是幸運的，但也有他的悲哀。
以他們的君臣關系而論，可分三段。第一階段，大約在熙寧變法初期（熙寧四年前），神宗在變法的大計方針上對王安石言聽計從。這是這對改革派君臣的蜜月期，也是變法最大張旗鼓、狂飆突進的時期。當時，反對派阻力最大，但因「得君」，卻相繼被罷政出朝。
第二階段，大約在熙寧四年後到第一次罷相（熙寧七年四月）前。王安石已看出神宗「剛健不足」，即對變法不是「力行不倦」，而是採取走鋼絲的「平衡」策略，就以健康為由自請辭職，神宗寬慰道：「朕與卿豈他人能間？」但君臣之間已有縫隙。
第三階段，王安石再相（熙寧八年六月）以後。王安石明白，變法說到底是皇帝家的事，最後主張只能由皇帝拿。他執拗而有個性，表明自己「投老余年，豈能久事左右，欲及時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神宗勉慰他：「固所望於卿，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跡。」但形跡既有，遂難泯滅。安石一再稱病求去，神宗終於同意，一段君臣際會的佳話打上了終止符。王安石再次罷相而「十年不用」，也可見神宗態度的轉變。
總之，王安石能夠變法，變法能夠推進，元豐變法有所轉向，以及變法有所成功也好，變法深度不夠也好，變法在神宗死後立馬被元祐更化一風吹也好，都與「得君」與否命運攸關。一句話，變法的命運由君權（無論是宋神宗，還是後來代行君權的高太後）來決定，由君主政體來決定。這個政治體制問題在當時是無可奈何的，卻值得後人深長思之。
熙豐變法的功過得失與是非成敗，始終莫衷一是。
這次改革主要是一種應對社會危機的政治需要，而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熙豐時期社會經濟有顯著的發展，變法在局部調整生產關系以期推動生產力發展上，在解決國家財政危機的富國目標上，取得一定成效。從這些方面看，也可以說變法是成功的。
但就改革內容來看，這次變法絲毫沒有從根本上觸及政治體制問題，只是對制度的某些環節（例如職官制度）進行了局部改革，其政治勇氣甚至比起以整頓吏治為重點的慶歷新政來都有明顯的倒退。不僅冗官冗兵冗費問題、吏治問題與軍隊戰鬥力問題，沒有一項得到根本解決，連經濟領域里抑制兼並、平均稅役等問題也沒有用心去解決。
變法指導思想可以概括為兩句話：理財以富國，富國以強兵。但熙豐變法在軍事改革上成效相當有限，以至有人說新政富國有術而強兵無方。軍隊素質低、戰斗能力差的弊病也未見有大的改觀，最好的證明就是數十年後上演的那場女真鐵騎滅亡北宋的悲劇。唯一有成效的是保甲法，但保丁替代募兵也無法徹底實現，倒是主要用來控制民眾反抗。從這些方面看，熙豐變法只能是一次不成功的改革。
劉子健有一本書，名叫《中國轉向內在》，認為熙豐變法已就有這種轉向的端倪。他指出：「在變法體制下，政府變得自信而武斷。」從總體上說，熙豐變法在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上都強化了國家行為的集中管制，把宋初至仁宗朝相對開放與寬松的社會體制又逆轉了回去。謂予不信，有例為證。
在政治體制上，宋初確立的文明體制雖有局限性（例如事權分散、效率低下），但仍有其合理性（分權制衡、權力制約等），變法改革卻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了局限性而遏制了合理性。例如，變法中君權反而強化，元豐改制以《唐六典》為藍本，則是退到唐代文明體制上去，不僅看不到宋代開國體制中蘊涵的合理性因素，官員素質的「劣化效應」反而進一步制度化、合法化。而保甲法的負面影響也確實深遠，直到近現代還被專制政府奉為至寶。
在經濟政策上，主要表現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強制干預（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以強化官營禁榷搜刮民財為特徵，打擊與限制了民間商品經濟的發展，「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看不見的手」，阻礙了客觀經濟規律的正常作用。
在思想文化上，熙寧間在京城設置巡卒，巡查人們是否對新法散布不滿言論；在思想言論上，首開黨同伐異的政治解決做法，以至把蘇軾打入大牢（烏台詩案），對後來的文字獄與文化專制開了惡劣的先例，仁宗朝言論自由、思想開放的環境也至此為之一變

5、「我與祖國共奮進-學黨史.知黨情.跟黨走」字數不限，文體不限 寫得好追加20分

你自己再作些小改動

祖國發展我成長，我與祖國共奮進

祖國的命運也就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祖國的發展與富強要靠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的貢獻與奮斗。我們應該時時想想我為祖國做些什麼，而不是從祖國母親那裡索取些什麼，熱愛祖國決不能只靠一句空話。作為一名國有企業的普通員工，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我一定要愛祖國的滿腔熱情落實到自己的日常實際工作中，愛崗敬業，求實奉獻，為企業的發展為企業的興旺添磚加瓦，為企業取得好的經濟效益盡心盡力、兢兢業業地工作，這就是愛國的具體表現 。
學習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對於現時期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及其重要的意義，它為我們現時期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確立了明確而具體的目標，提倡什麼，反對什麼，對比是何等的鮮明，意義是多麼的深刻，特別對我們部隊以後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同世界的交往日益頻繁而緊密，我們打開的國門不僅讓世界先進的科技浪潮湧了進來，同時也把一些腐朽沒落的殘渣和糟粕挾了進來，對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帶來了極大的危害，給我們部隊也同樣帶來了許多各方面的困難。尤其現在我國正處於社會的轉型期，由於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還需要不斷的完善，在改革過程中有時可能要犧牲一些局部利益，會暫時造成一部分人民群眾生活產生困難，其中國有企業的改革使一些工人下了崗、失了業，生活處於較為貧困狀態，教育體制改革中的某些不完善造成許多學校或明或暗的亂收費，教育成本增長過快使得有些貧困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求學的機會，或者出現了供出一個大學生全家從「吃肉到吃糠」的現象，醫療制度改革的措施不到位，使得城市和農村的很多人民群眾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社會分配製度改革的遲緩使得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已經到了比較危險的地步，以上種種社會矛盾的激化表現在社會生活中就出現了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思潮。面對這改革前進中出現的曲折有的人堅定地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相信人民政府，相信共產主義必將取得勝利，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團結奮進；有的人則信神、信鬼，信異端邪說，拜金主義至上，崇洋媚外，為一己之私而出賣祖國的利益，出賣民族的利益，損公肥私、損人利己、自私自利，一切行為和動機皆物質化。面對這一切都需要我們下大力氣來進行撥亂反正，社會急需要一個正確的理論來指導我們的思想和行動，胡錦濤總書記的這個講話就像指航的明燈一樣，使我們有了正確的工作方向和行動指南，使我們對社會生活中的是是非非有了更加明確的分辨能力，為我們對社會丑惡現象的斗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以熱愛祖國為榮，以背叛祖國為恥。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最低道德底線，與人交往，看一個人是否可交是否對人真誠，看什麼，應該看他對待自己的父母、親人如何、孝順與否，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父母、親人都不愛，他又能愛誰呢？而我作為一名軍人也同樣如此，如果一個人連自己如母親般的祖國都不熱愛，他又會熱愛這世界上的什麼呢，又有什麼東西值得他熱愛呢。中國是一個古老而又年輕的國家，說她古老是因為她有著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說她年輕是因為中國只是現今世界上的一個發展中國家，百業待興，萬事待舉。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治理起來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難的一件事吧，要使得13億人口都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車行，有醫療，有教育，國富民強，這對任何一個政府和執政黨來說都是件世界之最的挑戰，而這個世界上能戰勝這挑戰使13億人民安居樂業的只有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從遠古到如今，中國經歷了多少朝代興衰變幻，可給百姓帶來的是「興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的生活，就是封建王朝的盛世之年也不過是讓百姓稍微過上溫飽之日，減輕拉一些戰爭和勞役之苦；而中國的近現代則飽受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掠奪與蹂躪，割地賠款給列強，遭受侵略與奴役，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推翻了壓在人民大眾頭上的「三座大山」，廣大民眾才得到了徹底的翻身與解放。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從「一窮二白」到現在逐步走向富強，從「東亞病夫」到「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正在步入世界強國之列。過去，我們吃著粗糧淡飯，缺魚少肉，缺油少鹽，今天，我們吃著新鮮的蔬菜，餐餐白面大米，頓頓有魚有肉；過去，我們衣衫藍縷，今天，我們穿著時尚，衣著光鮮；過去我們住著潮濕低矮的土房，漏雨透風，今天我們住著寬敞明亮的樓房，冬暖夏涼；過去我們只能聽聽廣播，今天我們看著彩色電視，通過各種媒體來了解世界；過去我們大多數只能接受中等教育，今天我們有很多機會讀大學，考研究生，讀博士。今天，黨和政府正在千方百計地安排好人民的生活，解決矛盾，建設和諧社會。我們生活在這溫暖的祖國懷抱中，我們感受著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怎能不從心底發出由衷的熱愛之情。

6、跪求黨在我心中1500字徵文 看清要求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寬廣美麗的土地,是我們親愛的家鄉,英雄的人民站起來了!我們團結友愛堅強如鋼。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題記
小時候的我，並不知道老一輩為何總把黨一直掛在嘴邊，直到上了中學，我才了解到黨的概念: 所謂黨的指導思想，即指一個政黨的思想理論體系，是指導這個政黨全部活動的行動指南。任何一個政黨的行動，都要受一定的思想、觀點、或理論的指導和支配。指導這個政黨的一切行動的思想、觀點或理論體系就是這個政黨的指導思想，也叫行動指南。一個革命政黨要指導革命取得成功，必須具有正確的思想、理論，並且要善於把這種思想、理論和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使它真正成為黨的指導思想。它關繫到政黨的性質，也關繫到這個政黨及其所代表的階級、的命運和前途。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而如今在這個科技和文化日益提高的社會生活中，無論我們擔任怎樣的角色，我們都應該遵從黨的決定，把黨擺在第一位，堅決維護黨的一切利益。
一直以來，黨都無私的為我們做著貢獻，如解決農民工問題，農村免除義務教育學雜費，取消農業稅，西部地區「兩基」攻堅計劃，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 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國家獎學金、助學金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對種糧農民實行補貼政策……這些都是國家的惠民政策。
親愛的黨啊！我們把您比作火紅的太陽,可您心中的太陽卻是我們新的一代。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曾經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沒有黨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也就沒有今天人們快樂而又幸福的美好生活。因為在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才成為今天數一數二的世界大國吧，因為在黨的正確領導下，人們才過上把今天這樣富裕的生活。所以，沒有黨就沒有如此強大的中國。
在非典漫行的日子裡，我看到您敬職無畏的好女兒——葉欣護士長發揚新時代的「南丁格爾」精神，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斗中為了搶救人民的生命，無怨無悔奉獻出年輕的生命；
在黨的領導幹部崗位上，我看到了您培育的好公僕——培民書記、長霞局長身體力行的奉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譜寫著「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的感人贊歌。
我親愛的黨啊！你永遠駐留在我的心中，我將發揚您那偉大而又無私的精

7、誰有這幾個人的簡介？

伯夷、叔齊
伯夷為商末孤竹君之長子，叔齊為三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齊為繼承人，及父卒，叔齊讓位於伯夷。伯夷以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齊亦不肯立，亦逃之。後來二人聽說西伯昌善養老人，盡往歸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興兵伐紂，二人叩馬而諫，說：「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武王手下欲動武，被姜太公制止，說：「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後來武王克商後，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逃隱於首陽山，採集野菜而食之，及餓將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管仲
管仲（?～公元前645），名夷吾，字仲，又稱管敬仲。
襄公時，與摯友鮑叔牙同為齊國公室侍臣。周莊王十二年(前685)，在齊國內亂中，助公子糾同公子小白(齊桓公)爭奪君位失敗。雖一度為齊桓公所忌恨,終以經世之才,經鮑叔牙力薦，被桓公重用為卿，主持國政。
經商時賺了錢，管仲總是多分給自己，少分給鮑叔牙。對此人們背地議論說，管仲貪財，不講友誼。鮑叔牙知道後就替管仲解釋，說管仲不是不講友誼，只貪圖金錢。他這樣做，是由於他家貧困。多分給他錢，是我情願的。管仲三次參加戰斗，但三次都從陣上逃跑回來。因此人們譏笑他，說管仲貪生怕死，沒有勇敢犧牲的精神。鮑叔牙聽到這譏笑後，深知這不符合管仲的實際情況，就向人們解釋說，管仲不怕死，因為他家有年邁的母親，全靠他一人供養，所以他不得不那樣做。管仲同鮑叔牙的友誼非常誠摯，他也多次想為鮑叔牙辦些好事，不過都沒有辦成；不但沒有辦成，反給鮑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難，還不如不辦好。因此人們都認為管仲沒有辦事本領，鮑叔牙卻不這樣看，他心裡明白，自己的朋友管仲是個很有本領的人。事情所以沒有辦成，只是由於機會沒有成熟罷了。在長期交往中，他們兩人結下了深情厚誼，管仲多次對人講過：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鮑叔牙。

司馬遷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到各地游歷。後來回到長安，做了郎中。他父親司馬談死後，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歷」。同年，開始動手編《史記》。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李陵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大怒。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捕下獄，做了中書令。他按照漢朝法令的規定出錢贖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獲赦出獄，做了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他發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大約在55歲那年最後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

孫臏
孫臏，齊國人，兵聖孫武的後世子孫，戰國中期著名的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真名不詳，因其曾受臏刑，故稱。青年時的孫臏曾與龐涓一起師從鬼穀子學習兵法。龐涓下山後，投奔魏國，得到魏惠玉的寵信，被任為將。龐涓自忖才能不及孫臏，設計處孫臏以臏刑。
孫臏身處危境，佯狂自晦，並設計歸齊，得到大將田忌的賞識；又通過著名的「田忌賽馬」顯露出驚人的才華，得到齊威王的器重，被任為齊國的軍師。在軍事上，策劃了兩場大捷的戰役，圍魏救趙的「桂陵之戰」，以及逼迫龐涓自殺的「馬陵之戰」。
馬陵之戰後，田忌遭宰相鄒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國。孫臏辭官歸隱，潛心軍事理論研究，終於寫成了流傳千古的軍事名著——《孫臏兵法》。

魯迅
魯迅（1881.9.25——1936.10.19）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城裡一個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原名樟壽，後改名樹人，字豫才，「魯迅」是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用的筆名。魯迅是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魯迅著作二十卷，繼往開來，博大精深。《狂人日記》、《孔乙己》、《葯》等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奠定了新文學的基礎；《阿Q正傳》的發表，為新文學史樹立了一面豐碑，對中國作家和世界作家產生了巨大影響；《熱風》、《二心集》、《而已集》等雜文，精悍犀利，獨樹一幟，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新領域。他卓越的文學成就，不僅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藝術寶庫，而且也是對世界文學的巨大貢獻。
有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等。

巴金
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於四川成都正通順街。從1921年公開發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續寫《懷念振鐸》一文，巴金一生中創作與翻譯了1300萬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寒夜》、《憩園》、《第四病室》等文學作品，是中國文學的豐碑。
巴金是我國當代文學巨匠，是新文學的開拓者，是先進文化的實踐者和傳播者，在文學界德高望重，在海內外享有廣泛聲譽。巴老的文學作品是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他的文學名著《家》、《春》、《秋》、《霧》、《雨》、《電》等在我國新文學史上擁有崇高的地位，啟示了一代人去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巴老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學翻譯家和文學編輯家。他為我國讀者翻譯介紹了大量的世界文學名著，他主編《文學叢刊》、《收獲》等著名刊物，培養了一大批優秀青年作家，又推出了一大批文學精品。
2003年，國務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榮譽稱號，並頒發了榮譽證書。

老舍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現代著名作家，曾任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大學教授。抗戰期間，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工作，為團結廣大文藝工作者參加抗日宣傳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解放後，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務。1951年12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老舍一生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如《四世同堂》、《駱駝祥子》、《茶館》、《龍須溝》等。

沈從文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著名小說家、散文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以《邊城》等作品享譽文壇，蜚聲海外。
沈從文，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於湖南鳳凰一個舊軍官家庭，後因家境轉入困頓，一九一七年，沈從文剛剛小學畢業、年齡還不滿十五歲時，即廁身行伍，到人世間去「學習生存」。其後數年間，他隨當地軍閥部隊輾轉於湘、川、黔邊境及沅水流域各地。一九二三年秋，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開始不安於現狀，並毅然離開湘西，獨自來到北京。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先後以休芸芸、懋琳、小兵、甲辰、璇若、上官碧、炯之、巴魯爵士等為筆名，在報刊上發表作品。迄於一九四八年，先後有數十種創作集問世。
三十年代初，沈從文於創作的同時，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並以其在文壇的廣泛影響，被視為「京派」作家年輕一代的領袖。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歷史的誤會」，改行從事古代文物研究，並先後出版《明錦》（與人合作）、《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等古代文物圖案集及學術論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來之囑，著手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其後的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卻使此書疊經劫難，直至一九八○年方得以完成，一九八一年九月始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八八年五月，因心臟病突發，在其北京寓所逝世。

錢鍾書
錢鍾書(1910．11．21-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號槐聚。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教會辦的蘇州桃塢中學和無錫仁中學。1933年於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畢業後，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1935年與楊絳結婚，同赴英國留學。1937年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獲副博士學位。又赴法國巴黎大學進修法國文學。1938年秋歸國，先後任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親時，因淪陷而羈居上海，寫了長篇小說《圍城》和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圍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語譯本。散文大都收入《寫在人生邊上》—書。《談藝錄》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中西比較詩論。與此同時，他在上海暨南大學、中央圖書館和清華大學執教或任職。1953年後，在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所著多卷本《管錐編》，對中國著名的經史子古籍進行考釋，並從中西文化和文學的比較上闡發、辨析。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8、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分別都是什麼意思？

黨的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准則，這24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1-4]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設目標，也是從價值目標層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理念的凝練，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居於最高層次，對其他層次的價值理念具有統領作用。富強即國富民強，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經濟建設的應然狀態，是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美好夙願，也是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質基礎。民主是人類社會的美好訴求。我們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實質和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它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也是創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特徵。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文化建設的應有狀態，是對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概括，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體現了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生動局面。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社會建設領域的價值訴求，是經濟社會和諧穩定、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1-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對美好社會的生動表述，也是從社會層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理念的凝練。它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屬性，是我們黨矢志不渝、長期實踐的核心價值理念。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發展的自由，是人類社會的美好嚮往，也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社會價值目標。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其價值取向是不斷實現實質平等。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權，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公正即社會公平和正義，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權利的獲得為前提，是國家、社會應然的根本價值理念。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過法制建設來維護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實現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制度保證。[1-4]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規范，是從個人行為層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理念的凝練。它覆蓋社會道德生活的各個領域，是公民必須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則，也是評價公民道德行為選擇的基本價值標准。愛國是基於個人對自己祖國依賴關系的深厚情感，也是調節個人與祖國關系的行為准則。它同社會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要求人們以振興中華為己任，促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自覺報效祖國。敬業是對公民職業行為准則的價值評價，要求公民忠於職守，克己奉公，服務人民，服務社會，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職業精神。誠信即誠實守信，是人類社會千百年傳承下來的道德傳統，也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點內容，它強調誠實勞動、信守承諾、誠懇待人。友善強調公民之間應互相尊重、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會主義的新型人際關系。[1-4]

發展歷程
新中國的建立，確立了以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奠定了政治前提、物質基礎和文化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不斷進行新的探索，提出了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繫到以「三個倡導」為內容，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論斷和戰略任務。[1-4]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和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實踐相結合，科學繼承了毛澤東思想，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斷鞏固。[1-4]
2006年3月，我黨提出了「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繼承和發展了我們黨關於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褒榮貶恥、我國古代的「知恥」文化傳統，同時又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深化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規律的認識。
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大命題和戰略任務，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並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核。學界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概括開始深入探討。[1-4]
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指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1-4]
2011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根本任務。提煉和概括出簡明扼要、便於傳播踐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具有重要意義。[1-4]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三個倡導」，即「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最新概括。[1-4]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明確提出，以「三個倡導」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相契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相承接，是我們黨凝聚全黨全社會價值共識作出的重要論斷。[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