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倫先小學有沒有叫劉坤的

1、懸賞100追加100.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的調查與思考！

一要加強對教育活動的領導。各單位黨組織要高度重視，加強領導，推動增強共青團員意識主題教育活動扎實開展、不斷深入。要指導並幫助團組織圍繞教育活動主線，緊扣教育活動主題，牢牢把握教育活動方向，確保教育活動不走過場，取得實效，成為黨組織放心、團員青年滿意的工程。黨政領導要從人員、經費、時間、場地等各方面對教育活動予以幫助和支持，確保教育活動順利進行。保留團籍的共產黨員要把黨員先進性教育的要求和作風帶到團員意識教育活動中去，並在活動中發揮榜樣和示範作用。

二要加強團組織建設。要建設好團的班子，健全團的組織，這是教育活動成敗的關鍵。特別是要選好配強團的幹部，將那些忠誠黨的事業、熱愛團的工作、竭誠服務青年，在青年中有影響力和號召力，業務上有專長、工作上有經驗的優秀青年充實到團的領導崗位上來，政治上關心他們、學習上幫助他們、工作上支持他們，使他們不斷成長進步，成為優秀、合格的接班人。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要完成現階段的基本任務，必須不斷加強團的建設。要發揚優良傳統和作風，生動活潑、富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把共青團建設成為團結教育青年的堅強核心。團的建設必須貫徹以下基本要求：
(一)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全團要用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統一思想和行動，團的各項工作都必須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必須把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統一起來，使黨的基本路線在團的工作中得到全面貫徹。
(二)堅持先進性與群眾性的統一。教育、引導青年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發揮團員的模範作用；廣泛團結青年，與青年保持密切的聯系。
(三)堅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共青團根本的組織原則。要充分發揚民主，切實保障團員的民主權利。要實行正確的集中，加強組織性和紀律性，保證團的決議得到有效的貫徹執行。
(四)堅持不懈地抓好基層建設。基層組織是團的一切工作的基礎。團的領導機關要確立基層第一的觀念，發揚務實、求實的作用，深入基層，服務基層，不斷增強基層活力。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團的地方組織和基層組織受同級黨的委員會領導，同時受團的上級組織領導。開展增強團員意識教育活動，使廣大團員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不斷增強榮譽感、歸屬感、責任感，切實解決團的基層組織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擴大組織覆蓋，完善組織體系，健全工作機制，是共青團適應新形勢、開創新局面，建設一個有強大凝聚力的共青團組織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證。
在新的歷史時期，做好共青團工作關鍵在於團幹部。各級團委書記，作為一級組織的負責人和領頭羊，擔負著團結和凝聚團員青年永遠跟黨走、教育和培養團員青年早日成才、引導和發動團員青年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重任。因此，我們各級團幹部要充分認識到黨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切實增強為黨做好青年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撲下身子，靜下心來，全身心的投入到團工作去，為黨的事業發展凝聚、培養青年，推進共青團事業發展。

2、晚清政府有哪三次新政？背景、目的、結果？哪些領域？三次有何異同？晚清近代化有何特點？如何評價它的行

⑴.三次新政：洋務新政（同光新政）、戊戌新政、清末新政。
⑵.背景、目的、結果：
①.洋務新政：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面臨內憂外患；為了學習西方技術，維護清朝統治，推行洋務新政；由於列強的控制，清政府的腐敗，洋務新政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
②.戊戌新政：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加深，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在維新派的推動下，光緒帝為維護清朝統治，實行戊戌新政；由於觸動了頑固派的利益，由於光緒帝沒有實權，在頑固派破壞鎮壓下失敗；
③.清末新政：《辛丑條約》簽訂後，民族危機加劇，國內革命運動興起；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阻止革命形勢發展，清政府實行新政；由於新政增加捐稅，激化了矛盾，沒有使清政府擺脫內外困境；
⑶.涉及領域：
①.經濟領域：洋務新政舉辦新式企業；戊戌新政保護農工商業發展；清末新政獎勵實業；
②.政治領域：洋務新政設立總理衙門；戊戌新政對舊制度進行不少改革；清末新政裁撤軍機處，設立內閣；
③.軍事領域：洋務新政創辦軍事工業、近代海軍；戊戌新政實行徵兵制；清末新政編練新軍；
④.文教領域：洋務新政創辦新式學堂；戊戌新政創辦京師大學堂，設立中小學堂；清末新政派遣留學生等；
⑷.三次新政的相同點：
都是在民族危機加深的背景下發生的；涉及經濟、軍事、文教、等領域；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結果都歸於失敗；對中國近代化進程都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⑸.不同點：
①.發生時代不同：
②.倡導者代表的階級屬性不盡相同：洋務新政、清末新政的主持者是地主階級，未跳出「中體西用」圈子，根本上維護封建統治；戊戌新政的實際倡導者是民族資產階級，試圖通過社會內部變革，發展資本主義，實現富強獨立；
③.性質、影響不盡相同：洋務新政、戊戌新政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戊戌新政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洋務新政是中國近代化的起步；戊戌新政有利於中國近代思想啟蒙；清末新政激化了階級矛盾，促使革命形勢發展；
⑹.從三次新政看晚清近代化的特點：
缺乏主動性，是被迫的；行動是遲緩的；
⑺.晚清近代化行動的評價：
①.晚清政府的近代化行動最終都以失敗告終，這是由其在保護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決定的；
②.盡管其目的都是為了克服危機，鞏固統治，但客觀上有利於中國的近代化；）

3、科舉考試真的一無是處嗎

晚清末年，改制無數，「科舉」被廢大概是讓遺老遺少們最為糟心的一件大事，那些殘留鄉間懵懂憨痴的老童生，從當年頗受尊敬的人中龍鳳，搖身一變成了下崗待業的收容對象。他們就像長在現代國家肌體上的膿血毒瘤，似乎人人都有份兒變身外科醫生揮刀斬除。今人蔑視科舉略顯得有些幸災樂禍，搭上過科舉末班車的人倒是很實際，他們總覺科舉是窮人謀生的手段，不走死求功名這條路難免讓人看不起，寒門中舉是榮耀門楣的大事，父輩不識字兒輩卻有機會登堂入室，所以不好輕易啐罵科舉害人。
「科舉」挨罵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今人不了解考試規則，遂把「八股文」誤當作科舉的全部一律罵倒批臭。以為那些駝背縮腮，面目可憎的考生不過是一幫只會引經據典的迂腐書蟲。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明清以來的科考至少舉行三場，第一場第二場鐵定要考《四書》《五經》，不挨塾師幾頓板子脫掉幾層嫩皮算你有種，若年年趕考，一輩子窩在童生的圈子裡，真真容易把人逼成獃子，變瘋自殘也不罕見。不過別忘了科舉考試還有第三場「策問」，這場涉及兵、農、刑、禮、吏治、河防、工賑，完全是聰明人擺弄的學問。如果析分出來，很像現在大學里的專科考試，考的是「經濟史」「法律史」「邊疆民族史」「思想史」之類的話題。
與須死記硬背的頭場二場相比，這場出題有點像體操比賽的自選動作，要是僅靠那八股模仿秀的死功夫不大容易矇混過關。即使到了殿試一級，皇帝也會特意強調不要一意揣摩古人文字，鼓勵說出心裡話，順治年間到了皇帝面試的一級就規定策論不限長短，不得故意拘泥舊式用套話官話敷衍，要求直陳胸臆，無所隱瞞。乾隆以前，第二場還有所謂表、誥、判等內容，表、誥模仿的是臣民上書皇帝或模擬皇帝下詔令議事，意思是測驗考生站在不同方位處理政事是否允當，「判」就像現在的法律案例解讀，列出幾條案子考考法律知識和斷案水準，幾乎條條應對都要求切近實用，不說空話。如果再加上策論的部分，考生就如被擺上地方官員的位子處置公務，臨場應變所要求的機敏迅捷絕非現在考生所能想像。乾隆之後雖取消了誥、表、判的測試，策論部分的發揮仍有相當難度，想靠花拳綉腿的虛詞俗套矇混過關絕無可能。
人們把「科舉」與八股直接掛鉤也不是沒有理由，大致是因為八股文寫作設置在頭場和二場，頭場二場不過，你就是滿紙寫出天花亂墜的治世奇想也是白搭，於是大家紛紛在八股文上比拼較勁，可遇到聰明人，這請君入瓮式的八股研習立刻就會變成束縛心靈的雞肋，他們痛苦的是在考試策論之前還要背上一段格式嚴苛拘泥古板的經書文字，摹寫一首矯揉造作的試帖詩，這是最虐心害人的事情，這部分通常稱作時文制藝。但罵科舉的人卻幾乎無人對「策論」的重要性提出質疑。
「策問」的結構一般是四到五問，第一問大都與「經學」歷史有關，相當於當今的「基礎學科」測試，有強調「經」是立身之本的意思，這部分考的還是刻板記誦的死功夫，與第一二場的內容有交叉重疊的地方，目的是摸摸考生文獻學的根柢。從第二問起考生自由發揮的餘地開始增加。提問大多涉及制度史演變，例如中央官制沿革、官吏選拔考課之法。甚至會出現「何謂『循吏』？」這樣很難用只言片語回答的題目。第三問常問及地方治理問題，水利海塘如何整治也會安排在這部分提及。第四問包涵歷史地理沿革的辨析或者是各類倉儲積粟之法的議論，我曾看到有一題要求結合現實分析古代農書《齊民要術》和《農桑輯要》，有點像是在考經濟學知識。考卷中如有第五問會涉及兵事和海防等議題。策問還會考慮到地區性的狀況，如江南的試題就會集中問及海塘工程沿革和漕運的利弊。道光年間海寧鄉試的一道題曾專門討論明代治河名家潘季馴的治水著作《河防一覽議》，以及相關的多篇治河策的討論。我看到一則有關「幣制」的考題竟然細致地問到錢「幣」用字從唐朝的隸、篆向宋代草、行書轉變後如何換算這樣的專門話題。
「策問」題目的字數一般都較長，不像現在高考的標題只有一兩行，往往是考官發表一種見解，由考生驗證或反駁。道光元年海寧的鄉試卷子中有一條討論「保甲」的題目，從周代保甲創立開始談起，一直講到明代的保甲制度沿革，儼然就是一篇「保甲史」。考官的提問也很尖端，一是問宋代王安石力行保甲，百姓多覺不便，經司馬光上疏廢止，可為什麼明代王守仁在江西實行起來卻卓有成效？二是問：城市鄉鎮人口聚居稠密，容易稽查，可那些山谷密林零敲碎打的地塊，和隱秘偏遠的寺庵居所如何巡查？對於密布客家棚民的蕭疏地界，或者針對來往飄忽的商船漁戶，保甲如何發揮編查的功用。提問結尾處不忘提醒說考生們來自田間，可以憑借各自的切實經驗從容應對。
要准確回答策問中的內容，確實需要廣博的知識儲備和人生閱歷，不是光憑死記硬背的笨功夫就能搞定，那些習於記誦模仿的考生自然不會樂意接觸。為迎合此種心理，科場中就會相應發明出一些逃避策問的偷懶辦法，以減少考試難度。翻看曾任安徽大學堂總教習的姚永概所寫的《慎宜軒日記》，裡面有一條記載稱，他的兄弟一次參加科考，居然發現試卷中只有詩賦一題，沒有策論題。更加奇葩的是策論居然可以隨意改為詩賦，如詩賦還是做不出來，隨意改作一首詩也可湊合交卷。姚永概不禁大罵起來，說策論是有用之文，詩賦是無用之文，輕策論卻重詩賦，世態如此卑鄙下流，士風日下識見淺薄也就可想而知。
應對策問既然要具備相當淵博的見識，那麼除八股制藝的訓練外，考生這部分的知識從何獲取呢？從當事人的經歷看，一條途徑是在少兒的啟蒙家教中有意進行灌輸，姚永概的父親就強調須於農田水利上講究一番，開具的書目中分地理（天文附）、兵鹽、漕河、水利、農田、度支、禮樂、洋務數門，督促逐一細究。其實，儒者一直不迴避研習日常俗事，一種說法叫做「習農業而無農心」，每天忙忙叨叨處理俗務還能守著心底那澹然純凈的道德氣象才是真君子。
正因策問有利於實用，所以清末科舉首先就從顛倒考試場序入手變革，最著名的一個舉措是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發出「江楚會奏三疏」。第一疏中就提出頭場考試考中國政治、史事，稱之為博學；二場考各國政治、地理、農工、武備、算學，名曰通才；這兩部分考試內容相當於科舉中的「策問」，一般都放在第三場，奏疏中卻請求置於頭場和二場，最傳統的根本之學四書五經被挪到第三場，稱之為純正。道德根器之學與經世學問被完全倒置，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處於可有可無的位置。
江楚三疏發出後，在底層士紳中立刻得到了響應，同時也有所動作。比如一份日記記錄著這年八月湖北黃安的童生朱峙三去私塾上課，塾師突然宣布不做八股文，改做「義論」，講求時務，我猜塾師說的「義論」大致相當於「策問」類的題目。這天塾師出題叫「練兵論」。此人據說喜讀新書，思想新銳，就在幾天前還出過《中國易於富強論》這樣的時髦題目。更有如下新式策問曰：中國欠西洋款項四十年才能還清，你有何辦法？此問法有點像電視劇中狄仁傑問助手元方：「你怎麼看？」。有點讓人吃驚的是，這名草根塾師居然還能拋出如下相當先鋒的問題：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君民共主之國的區別何在？可見戊戌六君子被殺雖只有六年，當年君主民主之議卻已如潛藏的地下之火，在底層塾師的意識中蔓延開來。不過，在鄉里民間，對時事策問考試的抵制一直存在，縣級考試出題凡涉時務時，往往就有大批學生罷考。
要在策問里填充進現代知識，光靠科舉系統內部的變通改制顯然不夠，以日本為師遂成時髦的進學捷徑。那時清廷還沒明令開設學堂，各省都是自行發動，地方官也是不理不睬，聽之任之。私塾改為學堂最缺乏的就是教師，塾師的知識結構太舊，對算學理工政法這些新學問茫然無知，最簡捷的辦法一是請外教，二是直接派青年赴鄰近日本留學，歸國後再教學堂，這個時期小學堂大多喜歡聘請日本教習，原來熱衷科舉的家族也願意把孩子送往日本做短期培訓，其中不乏速成的功利考量。去日本讀速成師范和法政科目的學生居多，一般是公費捐款和自費留洋二種自選其一。如安徽某地赴日學生就以捐款公費二成，自費一成的比例獲得資助，條件是學成歸國後須給家鄉服務三年。
由於赴日學生太多，日本人也逐漸做起了騙錢的生意，據包天笑的回憶，速成師范不管學的程度如何文憑照發，一年就可畢業，回國即可混個小學教師資格騙吃騙喝。還有的更極端，對不懂日語的國人，日人一律遷就，乾脆雇來口譯人員，老師一面講解，譯員就站在一旁解說，更過分的是，居然有的日本教員還負責把日文教材直接翻譯成中文供留學生閱讀，這些海歸回國後日語會奇爛到何種程度可想而知。
從日本歸來的速成師范生經常笑話迭出，有學問裝的半瓶子醋，就敢上台東拉西扯，全靠在日本偷來的遺聞逸事吹牛媚眾。縣級師范班中的教習只認片假名、平假名，日文程度淺顯的驚人，有一位堂長在東京只學了半年就敢上台肆意亂說。時人覺得日本近代文化本來就販自歐美，再經一道轉手，國人全成了三道販子，對販賣貨色的純度頓生疑問。怪不得當時的試卷會出現這樣的質疑：游學日本學生、上海學生個個猖狂放盪，不為人表率，不勤治學問，這樣的學生可靠嗎？若不廢科舉，恐自強無望，若不懲學生，卻又有自由放任的弊端，到底應該怎麼辦？
科舉被廢，教私塾的先生數量太大，又不能聽任其下崗失業。於是各地紛紛辦起了「師范傳習所」，聘任留日學生給這些老冬烘授課，舊塾師經短期回爐培訓後匆匆出任小學師范教員，算是暫時可以謀生，這就鬧出了不少笑話。台下常常坐著若干白發蒼蒼的老者，台上卻站著個二十郎當歲的小青年，有的出國前還曾是台下某位老塾師的學生，回來一轉眼就成了老師的師傅。這些「學生」比這些小老師年歲要長上一輩甚至兩輩。在鄉里要喊他公公的，底下沒准還坐著姻親中的尊長，世誼中的父執，這類師生尊卑顛倒的例子實在是太多。包天笑回憶，有一位青年看了一張傳習所報名的單子，搖頭道：「我不能教！」問他原因，原來裡面有一位是教過他的老師，此青年太過頑劣，被此老打過手心，而今卻反過來教他，面對面太覺難堪。沒辦法，只好把這老先生調到別的講習所才作罷。最有趣的是，這些老學員還把向來常不離手的小茶壺和水煙袋也帶到課堂里來，聽得興起還要不時喝茶潤喉，搖頭晃腦，點頭稱是，或者乾脆劃著一根火柴呼嚕呼嚕地吸起水煙來。
科舉即廢，基層教育難免陷入新舊雜糅的困境，在安徽辦學堂的姚永概深知此敝，提出分流辦學的思路，他主張一部分高等學堂招收有舊學根柢之人，讓他們盡量多學西文和普通科學，因為無須擔憂他們的國學基礎不牢，良莠不分。發蒙階段的小學堂應招收年齡小的學員，特重倫理道德根基的培養，同時兼顧研習算學、體操和音樂。但這一思路無法改變近世中國人文教育滑坡的終極命運，府州縣中學太偏於西學理工，國文素養持續走低，大學堂學生中文優秀者也寥寥無幾。國文考試時經常搜出夾帶者，學生也並不以為恥。姚永概已洞察到學堂學生的心理變化，覺得他們戾氣囂張，藐視師長的行為隨處可見，最終導致他憤而辭職。他在給侄子的一封信中寫道：士大夫搞舊學應開通，玩新學應守法。大意是指迷戀新學者膚淺躁妄，很難打好學問的根基。若比較科舉和新學教育，我還是覺得科舉三場考試兼顧的是道德人文與經世致用的均衡，其學問導向甚為妥帖，現代教育則一味追求實用，而沒有人文的根基做底盤，養出的人才自然難免步入偏頗之途。

4、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同時期的書院在組織管理上有何異同

我國書院制度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為中國教育史上與官學平行交叉發展的一種教育制度，它萌芽於唐末，鼎盛於宋元，普及於明清，改制於清末，是集教育、學術、藏書為一體的文化教育機構。它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自書院出現以後，我國古代教育便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即出現了官學、私學和書院相平行發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勢，直到清朝末年，它們之間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滲透與融合，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
（一）中國古代書院發展之軌跡
1、書院制度的起源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但都不是聚徒講學的教育組織。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國家由強盛走向衰落，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文教事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官學廢馳，禮義衰亡。於是一些宿學鴻儒受佛教禪林的啟發，紛紛到一些清靜、優美的名勝之地讀書治學。此後，歸隱山林、論道修身，聚徒講學之風逐漸興起。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發展成為較完備的書院制度，成為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2、書院制度的確立
到了宋代，國家重歸統一，社會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相對穩定，士心開始向學，由於統治者忙於拓疆守土，無暇顧及興學建校之事，只重科舉對現有人才的選拔和吸收，以滿足立國之初的一時之需。因此在建國近百年的時間里，官學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正是在此背景下，書院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獲得較大的發展，並確立了自己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的地位。宋代書院的發展軌跡，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
1）宋初的勃興 宋立國後，暫時無力顧及振興官學，因而對著名私學採取「贖買」政策，始為官私聯營的學校模式出現。宋初的六大著名書院即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興學期間，官學空前興盛；且重在改革的實踐理性成為主流，純學術的研究日漸消沉，因而書院不彰，連著名的六大書院也破敗停辦或改為官學。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內部的傾軋和科舉的腐敗，致使南宋的官學形同虛設。更由於朱熹等人對書院卓有成效的復辦和理學的流行，書院又日漸昌熾。
宋代書院普遍訂立了比較完備的條規，這是書院制度化的重要標志，其中朱熹親自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書院學規的典範。
3、書院制度的官學化
到了元代，統治者為緩和蒙漢民族的矛盾，籠絡漢族士心，對書院採取保護提倡的政策，同時也逐漸加以控制，使元代書院日益呈官學化趨勢。元政府還對書院的招生、考試、畢業後的出路等方面嚴格控制。元政府採取這些措施，逐漸使書院失去了其自由講學的特質，最後與官學無異。它賴以生存，飲譽於世的學術特色逐漸由淡化到消失，最後淪為科舉的附庸。
4、書院制度的勃興與毀禁
明代書院的發展「經歷了沉寂——勃興——禁毀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視發展官學，提倡科舉取士，使官學興極一時，書院備受冷落，近百年不興。
2）中期的復興
明中葉以後，因官學空疏，科舉腐化，書院教育由此復甦，嘉靖以後，發展到極盛。
3）後期的沉淪
由於書院研究學術特質的復歸，書院講學的政治色彩愈來愈濃，「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統治者深感「搖撼朝廷」。明代後期，當權者先後四次禁毀書院，嚴重地戕害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洞學科舉」的創設，使書院、官學、科舉逐漸融為一體。
5、書院特質的消失與改制
清初，統治者為壓制輿論，消除南明的復國情緒，對書院嚴加限制，但禁而不絕，不過這時的書院已經同官學沒有什麼區別，從元代開始的書院官學化傾向，到清代達到極致。清代書院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八股文制藝，目的是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完全喪失了書院原有的教學風格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無幾。
鴉片戰爭之後，閉關鎖國百餘年的「天朝大國」的大門終於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在「師夷制夷」的洋務運動中，洋務學堂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改革舊式書院就成為大勢所趨。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終於採納了張之洞、劉坤一的建議，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下詔將各省城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書院改為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至此書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歷程之後，最終匯入了近代學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中國古代書院制度之評價
1、辦學特質
書院是介於私學與官學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教學組織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徵。具體而論，其辦學特質可以歸納為：
1）官方的認可、扶助
2）注重藏書、讀書
3）自由講學，研討學術
書院是「三教」鼎立和兼容的產物之一，書院大多選址於名山大川、風景優美之地，與佛、道的影響不無聯系。
2、教學方式
1）講演辯論
中國書院十分重視學術講演，其形式有「升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明代後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就特別制訂了書院會講制度、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並訂有「會約」、「會規」，以道義相磋磨，學術相珍重。
2）自修問難
除學術講演外，書院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學生自修研究和質疑問難。書院藏書豐富，這為學生自由讀書和獨立鑽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認為，除集體講演外，書院的老師的職責就是指導學生自修讀書，強調讀書須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當請教大師，這就叫做「質疑問難」。朱熹創造的讀書六條（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3）研究探討
書院以學術探究和理智訓練為根本。無論是大師講演，還是學生自修，都十分明顯地體現了注重學術探討的研究精神。書院作為知識分子求知問學的精神家園，努力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結合起來，他們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深化學理探討，促進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教學和學術研究培養人才，擴大學派影響。正是這樣交互遞進，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和學術的發展。
4、組織管理
在組織管理上、書院也與普遍學校有所不同：
1）管理機構精簡化
與私學一樣，書院只有一位明確的主持人。其名稱有洞主、山長、堂長、院長等，主持人往往是學派宗師，講學釋難為主要職責，而管理實為兼領。有些規模較大的書院，雖增設副講、管乾等職，但專職人員極為有限，往往由書院學生輪流分任，相較於官學，書院冗員極少，且有吸收學生參與管理的特點，或稱「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則民主化
與普通私學一樣，書院師生均可來去自由，較少專制性的處罰。書院主持人的產生，多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書院曾明文規定。主持者「不稱職則更易」，還有「按季更易」的條例，不搞終身制。
3）管理方式學規化
由於書院的管理人員少，而師生又朝夕相處，所以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來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實屬必要。書院的學規大體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指出為學的方向；二是為學、修養和待人處事的准則、方法；三是規定犯過的懲治。
最負盛名的學規有：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教條》和呂祖謙所訂《麗澤書院學規》。
(三)書院與官、私學之比較分析
由於書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點，因而書院與官學相比，多有不同；與私學相較，也有所別。
1、與官學之比較
與官學相比，書院從以下幾個方面與官學多有不同：
1)從教師來看 官學的教師都是由朝廷任命，屬封建王朝的官吏；書院的教師則由地方聘請推薦，多為德才兼備的學者、士大夫，有的雖是朝廷命官，但作書院教師僅為兼職。
2)從學生來看 官學學生來源多為官宦子弟，等級性強，且需嚴格考試方能入學；書院的學生則來去自由，沒有等級尊卑之別，入學也無須什麼考試。
3)從教育內容來看 官學教授的內容多為朝廷核定的教材，內容較為固定、單一；書院教學內容取決於該書院的特點及山長，主講教師的所長，一般山長或主講教師的講授內容，決定於書院傳授知識及學術的主流，因而教學內容較為靈活、寬泛。
4)從教學組織形式來看 官學的教學比較呆板、單調；書院教學比較靈活、多種多樣。特別是書院的「講會」制度，成為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這也是書院區別於官學的重要標志。
2、與私學之比較
書院自產生之日起，便與私學有天然的聯系，其共通點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它同私學一樣，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不屬官方之列，具有很強的獨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學一樣，書院是向下層社會開放，面向鄉間的；其三，同私學一樣，書院是以平民子弟為培養和教育對象；其四，與私學一樣，書院主要是一種素質教育，不以科舉仕進為辦學目的。
在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上，書院與私學有著不可分離的內在聯系，從一定意義上說，書院是從私學脫胎而來，但書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學，這已不是對私學經驗的直接搬用，而是對私學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是一種獨立於官學和私學兩大教育系統之外的另一種新的教育系統。
誠如前述，作為一般的私學，基本上都處於一種自發性的狀態，它還未形成一套長期穩定的完備的教育規則，具體表現為：其一，沒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設施；其二，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其三，沒有專門的圖書藏所，更不具備印刷圖書、講義的條件；其四，沒有相應的教學計劃和規章制度；其五，是一種手工業式的辦學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學那樣進行分班教學；其六，沒有任何形式的考核體系，缺乏強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學校處於一種無組織的鬆散狀態等等。而書院則不同，它站在當時歷史的高度上，對官學和私學進行了全面的審視，並進而對這兩種教育制度進行了綜合與改造，從而形成了一種既非私學又非官學的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與一般私學不大相同的是：
1)書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學設施，又有專門的圖書藏所，不僅校舍宏偉，而且藏書極為豐富，這是一般私學所難以達到的。
2)書院有固定的教育經費作保障，建立了類似於官學的以學田為中心的教育經費體系。書院獲取學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間捐獻，二是政府拔賜。這是書院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這也是一般私學所不具備的。
3)書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建立了類似於官學人員編制和崗位。每人根據自己的崗位職責，分別負責學生的授課、考核，生活和書院的經費、祭祀、保衛安全等。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書院的學生也參與管理，如直接管理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堂長、管幹、學長、齋長等，都由學生擔任。
除此之外，書院還制定了一系列獨有的頗具特色的教條、學規、學訓等，把得之於管理實踐的一系列經驗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這是書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標志。
綜上所述，書院雖與私學有著天然聯系，但又與私學有別；它既與官學有質的區別，但又吸取了官學中的許多積極成分，與官學有一定聯系，書院正是在廣泛吸取了私學和官學的有益經驗基礎上進行成功的改造之後，才形成的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國生活發展緊密古代社會近千年來一種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始終是官學和一般私學所不能達到，也是它們所不能取代的。
(四)書院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就在東方古國中國書院制度日趨成熟，空前興盛之時，在遙遠的西方世界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教育機構—近代大學，就其產生的特點來說，歐洲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古代書院不無相同之處，但卻與書院有著明顯有別的歷史命運，為此，筆者將從文化的層面對兩者進行比較分析。文化在最普遍意義上是指人類社會區別於自然狀態的全部事物，通常可分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三個層次。就文化與書院和大學的關系而言，兩者主要受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的影響和制約。
1、制度文化
從制度文化層面來說，中國古代與歐洲中世紀相比，在政治體制和宗教勢力兩個方面大有差異。
1)政治體制
中國古代自秦以來建立的中央統治政權，其政治體制始終是高度集權。與中央封建集權保持一致就成為書院延續的必要條件，當書院的自由研究、論辨講學沒有觸犯統治階段利益和動搖其政治秩序時，或者中央政權無力顧及書院的越軌行為時，書院方顯自己本色；一旦書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越了封建王朝的容忍的上限，等待書院的只能是或被禁毀或者屈從權勢而走上官學化的道路。中世紀的歐洲與中國同一時期的政治狀況不同，當時的歐洲可能更近似於我國春秋戰國諸侯分立的時代，許多民族國家和世俗政權並立，這才使大學的學術自由和辦學的自主成為可能；從歷史上看，歐洲中世紀大學較小受到世俗政權的干涉和干擾，中國書院卻很少有那麼幸運。
2)宗教勢力
中國文化素以非宗教化為榮，由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演化而來的道教充其量僅是一種准宗教，外來的佛教也沒能發展到與王權抗衡的程度，世俗權威始終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對書院的存在和發展既有利又有弊。前者表現為書院教學與研究與社會政治聯系，對於消除社會弊端，促進社會進步有益。後者主要表現在由於缺乏宗教文化的天職觀念，使書院難以抗拒世俗的功利誘惑，從而走上學而優則仕的老路，這必然影響到書院學術的范圍、質量和深度。
中世紀的歐洲宗教勢力強大，宗教對大學的影響遠遠大於世俗政權。這種影響也是利弊兼有，使中世紀大學的教學內容帶有濃厚蒙昧色彩，但宗教為論證教義的合理性而主張廣涉博覽各個學科的知識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知識，同時也陶冶了人們的敬業鑽研的職業情趣，鍛煉了人們的思維的嚴密性，從而為科學文化的發展積累了深厚的智力資源。
2、觀念文化
從觀念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差異更為巨大。筆者再從文化取向和學術自主這兩個方面，對書院和大學進行比較分析。
1)文化取向
文化取向問題在中西教學思想上表現得極為明顯，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在西方，主智主義可以說是貫穿西方教學價值觀思想歷史的一條主線，源遠流長，長期居於主導地位。在中國，倫理本位和極端實用主義備受尊崇，自然科學知識長期被正統教育所排斥，單純為政治服務，視學問為晉身之階，求仕成為求學的唯一目的。綜觀中國書院制度將近1000年的歷史中作為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注重人倫綱常之道的教育，把倫理道德當作人類生活決定性因素的價值取向，從而限制了實證科學的發展。儒家主張自省，而不主張向外探索宇宙的奧秘，反映在教育內容上就是教育與自然科學知識分離，教育內容排斥科學知識。中國書院雖然注重相互爭鳴的學術研究，但書院大師們在維護宗法封建社會這個根本問題上則是一致的。雖然它存在了近千年，但只有形式上數量上的變化，而無實質性的變革。中近代的落後與重德輕智的文化傳統不無關系。
中世紀大學的興起，是西歐社會開始走向繁榮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現，中國世紀大學不僅為當時各領域的學者提供了活動的舞台，而且成為培育新一代學者的園地，學者們不僅擔負起保存文化，傳遞文化的責任，而且擔負起發展文化、創造文化的天職，雖然他們沒有沖破封建教會的控制，但在時代需要的推動下，他們注重理性思維能力的培養，科技文化知識的傳遞，這是對傳統基督教神學教育獨霸講壇的一大突破，客觀上為促進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興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學術自主
學術自主意味著學術要從政治懷抱中自由出來，只服從真理的標准，而不受外界的壓力。
中國封建社會政教合一，教育必須受政治權力的擺布，中國古代書院也如此，它始終未形成獨立的教育體制，學術無自主性，由於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祿的引誘，喪失了書院淡泊名利，專志於學術研究，志在治學修身而不事科舉的初衷，最後逐漸官學化，成為科舉的附庸。當近代革命在歐洲發生時各國都從科技成果中獲得巨大的利益時，而中國的童生士子卻長年累月地蠕動在應試趕考的黃土路上，在考場上比試如何寫好八股文，如何代聖人立言。正因為書院缺乏學術自主性，在近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時興時衰，時浮時沉，隨著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沒落，書院制度及其優秀傳統又被封建社會所埋沒。
中世紀大學享有較高程度的自治，大學可以拒絕來自外部的各類干預，並為獨立生存和自由研究爭取了一定的「特權」，這對科學研究和學術繁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學術自主，使中世紀大學為社會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學者，對西方文化進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大學不僅成為民族的靈魂，而且也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文化淵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由於大學的產生和發展，才使西方文化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地積累、冶煉、更新和升華，構築起西方的現代文明的大廈和開放性的知識系統。也正是在這個進程中，西方的大學制度也不斷地完善，因而能夠從容自由地應付新的文化挑戰，歷久而不衰。
由此可見，相同的時間，相同的機構，卻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造成不同的歷史命運，很是值得深思體味的。
古代中西方教育體制之比較

西方中世紀教育體制結構是多元化的，主要以教會、王權與世俗多元為主要特色。中國中世紀教育體制是一元化結構，以國家官府辦學為主導，私學作為附庸。在課程內容、思想價值、教育成果諸方面，都存在差異，最後西方突破教會的控制，轉向人文主義，大學逐漸成為當時自由思想的根據地，培養出一大批有獨立個性的文化人，促進了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而中國的教育體制始終徘徊在專制的陰影之下，主要培養了一批御用文人，無法走出傳統的怪圈。中世紀中西方教育體制對社會發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在比較考察之中，給人耐人尋味的啟示，中國現代化進程需要從中找出許多歷史的教訓。

一、教育結構系統的考察
中世紀初期，基督教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教育。6世紀起，基督教教育逐漸超出家庭的范圍而走向學校。主要有兩類：一是修道院附設的學校，二是由教會和政府主辦的學校。789年，查理大帝發布公告，要求各地教會設立學校，刪訂有關書籍，使教區內兒童學習。該公告被稱為「中世紀教育的第一個總綱」。之後，教會在各地辦起各類學校。
7-8世紀，西歐世俗教育逐漸興起，尤其在愛爾蘭和英格蘭較為發達。隨著西歐中世紀城市的興起，發展市民教育的城市學校應運而生。城市學校分二種：一是為上層市民即工商業經營者設立的學校，如文法學校之類，服務於自由市民的生活情趣和讀寫需要。二是為下層市民主要是手工業者子弟而設立的學校，如行會學校之類，以培養技術工人。世俗化的市民教育是中世紀後半期教育的重要方面，它為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礎。
文藝復興開始後，市民階級重新發現了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和古羅馬的法律科學為了與教會學校相抗衡，市民階級仿照古希臘的「學園」創辦了許多學院，講授和研習哲學、神學、醫學和法學，這種兼具教學和科研職能的機構後來發展成近代意義上的大學。11世紀後期，第1所大學是義大利的薩勒諾大學，其最初是一所醫科學校。其後義大利的波尼亞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等著名大學創辦。13世紀，各大城市紛紛創辦大學，教會也或參與創設。
大學最初是作為一種行會組織而被特許的，「大學」這個詞的原義是「融合為一」、「會社」、「協會」，最初的全名為「教師與學生的聯合」，即教師與學生組織的一種社會團體。其最初不過是私人間的一種結合，是一種學術研究的自由團體，後來才漸漸成為正式的教育機關。也是一個為學習服務的聯合體，如書販、信差、葯商、抄寫人，甚至旅店老闆，都可算是大學的成員。他們象其他行會一樣，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權益。許多大學成為一個自治的組織，對地方當局和教會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也有一些大學為教會創設，如巴黎大學由巴黎聖母院的神學院發展而來。其管理模式也可分兩類：波尼亞大學的學生主體模式，由學生組成委員會，選出校長，制定章程，僱傭和監督教師，安排教學計劃。巴黎大學的教師主體模式，由教師組成行會，選出校長，制定章程，安排教學工作。14世紀後，學生與教師的組織開始聯合。
大學獨立自治的特權是通過不屈不撓的斗爭贏來的，歐洲所有古老的大學，沒有哪一所不曾經歷過相關的卓絕斗爭。如巴黎大學處在教會和世俗勢力雙重的夾擊下，其爭取自治的道路艱苦而漫長，甚至付出流血的代價。1231年，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出面調停，這位法學家出身的教皇發布了有大學「獨立憲章」之稱的教諭令《知識之父》，確認了大學的法權自治，肯定了巴黎大學有教學、罷課、結社、授予學位等的自決權。這份由教皇親自授予的獨立憲章，使巴黎大學最終擺脫主教的控制而取得自治團體的法律地位，這一地位也得到國王的認可。此後，有關斗爭還時有發生，而獨立自治的傳統延續至今，巴黎大學成為法國的生命之樹，它吸收著歐洲各國最優秀的教師和最好的學生。
各大學在這幾個世紀中，雖然道路都頗為坎坷，它們既反抗教會，又要反對國王，但最終都擺脫教權與王權的控制，其在中世紀或可看成是與宗教、世俗權力並駕齊驅的文化力量，成為獨立自治、自由思想的根據地，作為西方文藝復興的搖藍，是西方教育現代化的先聲。
綜上所述，西方中世紀教育形成的是多元化結構，其中以教會、王權與世俗多元對立為主要特色。前期以教會辦學為主導，後期以城市世俗辦學為主導。大學在歐洲成為與教會和王權並駕齊驅的三大勢力。關於歐洲中世紀以來的權力格局，人們常以「上帝的事歸上帝，凱撒的事歸凱撒」的名句來描述。其實還可加上一句：「亞里士多德的事歸亞里士多德」。體現出其民間自主教育模式的智慧和力量。

中國於戰國、秦代開始設置博士制度（中央官學體制）。漢代太學的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漢武帝置博士弟子員為標志，從數十人增加到成帝時的三千人。隋在中央設國子監，總管國家各級各類官學。唐初大力發展官學體系，國子監下轄六學二館（弘文館、崇文館），並在太醫署下設醫學、禮部的祠部下設崇玄學、秘書外省下設小學。北宋經慶歷興學、熙豐興學、崇寧興學，官學體制進一步完備，太學擴建規模，更增加了武學、畫學等專科教育。明代建立相對獨立的教育行政管理體系，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中央官學系統有兩京國子監、宗學，及武學、陰陽學、醫學等。清代因襲明代的中央官學體制，國子監有六堂二廳，並隸設算學、旗學、俄羅斯學、琉球學。宗人府隸設宗學、覺羅學。內務府隸設景山官學、咸安宮官學、回緬官學。此外，理藩院有唐古忒學，欽天監有天文學，太醫院有醫學，樂都有教坊司。中央官學教育體系已非常龐雜。
地方官府辦學，漢代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王莽執政時，要求按地方行政系統設置學校：郡設「學」，縣、道、邑設「校」，鄉設「庠」，聚設「序」，各配備經師1人。東漢前期地方教育相當昌盛。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制定出第一個地方郡國學制模式，規定了學校的規模與學官設置，教師與學生的錄用標准等，標志著中國古代地方官學教育制度規范的建立。隋唐地方官學有府學、州學、縣學。宋代設置諸路學官，以加強地方教育管理，經歷次興學運動，形成遍布全國各地的官學網路，其規模與數量超過漢、唐。明、清代地方官學更是遍布各地，重點突出。
春秋戰國時期私學雖一度興旺，但戰國後期法家改革開始取締。秦、漢至明、清，民間私學一般只相對官學起一些輔助性補充作用，以歷代私塾的蒙學教育最為典型。而漢代的私家學術傳授，主要補充當時官府地方教育的薄弱。魏晉南北朝時私學的消長與官學的盛衰對應，乃出於世道的動盪，而非私學真正的發展成長。唐代允許民間基層設立私學，也為補地方官學的不足。私人書院在北宋初期的興起與南宋的恢復，也是地方官學薄弱所致。宋末，書院開始受制於政府而開始官學化，元代官府進一步加強了對書院的控制，一些書院演變為地方官學，官府更新建許多書院，都成為國家科舉考試的附庸。明中葉至清初，私學書院再次勃興，原因是原有的官學體制不能有效地完成培養經世致用人材的任務，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因而需要藉助私學書院這種形式。至乾嘉時期，其學風轉向訓詁考證方面。同時，我們從書院教育的主體內容、教育思想諸方面，可知道其並不能形成獨立的私學文化教育體系。
所以，中國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元化結構，以國家官府辦學為主導，私學書院為輔助的教育體系，為專制政治的強化服務。其特點是，表面上看也存在官學與私學的二元體制，然而實質上，私學始終是官學的附庸，民間辦學沒有產生突破的思想，更沒有與官學對抗的力量，私學並沒有自己的獨立性。從上述特點而言，中國的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種封閉式的一元化結構系統，且在千年的運作中沒有質的改變。

5、瑣記的大致內容是什麼啊

瑣記

·魯迅·

衍太太現在是早已經做了祖母，也許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時卻還年青，只有一個兒子比我大三四歲。她對自己的兒子雖然狠，對別家的孩子卻好的，無論鬧出什麼亂子來，也決不去告訴各人的父母，因此我們就最願意在她家裡或她家的四近玩。

舉一個例說罷，冬天，水缸里結了薄冰的時候，我們大清早起一看見，便吃冰。有一回給沈四太太看到了，大聲說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這聲音又給我母親聽到了，跑出來我們都挨了一頓罵，並且有大半天不準玩。我們推論禍首，認定是沈四太太，於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稱了，給她另外起了一個綽號，叫作"肚子疼"。

衍太太卻決不如此。假如她看見我們吃冰，一定和藹地笑著說，"好，再吃一塊。我記著，看誰吃的多。"

但我對於她也有不滿足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時候了，我還很小，偶然走進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書。我走近去，她便將書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這是什麼？"我看那書上畫著房屋，有兩個人光著身子彷彿在打架，但又不很象。正遲疑間，他們便大笑起來了。這使我很不高興，似乎受了一個極大的侮辱，不到那裡去大約有十多天。一回是我已經十多歲了，和幾個孩子比賽打旋子，看誰旋得多。她就從旁計著數，說道，"好，八十二個了！再旋一個，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在旋著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嬸母也恰恰走進來。她便接著說道，"你看，不是跌了么？不聽我的話。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雖然如此，孩子們總還喜歡到她那裡去。假如頭上碰得腫了一大塊的時候，去尋母親去罷，好的是罵一通，再給擦一點葯；壞的是沒有葯擦，還添幾個栗鑿和一通罵。衍太太卻決不埋怨，立刻給你用燒酒調了水粉，搽在疙瘩上，說這不但止痛，將來還沒有瘢痕。

父親故去之後，我也還常到她家裡去，不過已不是和孩子們玩耍了，卻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閑天。我其時覺得很有許多東西要買，看的和吃的，只是沒有錢。有一天談到這里，她便說道，"母親的錢，你拿來用就是了，還不就是你的么？"我說母親沒有錢，她就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我說沒有首飾，她卻道，"也許你沒有留心。到大廚的抽屜里，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

這些話我聽去似乎很異樣，便又不到她那裡去了，但有時又真想去打開大廚，細細地尋一尋。大約此後不到一月，就聽到一種流言，說我已經偷了家裡的東西去變賣了，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裡。流言的來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現在，只要有地方發表，我總要罵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來，但那時太年青，一遇流言，便連自己也彷彿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

好。那麼，走罷！

但是，那裡去呢？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瞭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去尋為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為畜生或魔鬼。那時為全城所笑罵的是一個開得不久的學校，叫作中西學堂，漢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學。然而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了；熟讀聖賢書的秀才們，還集了《四書》的句子，做一篇八股來嘲誚它，這名文便即傳遍了全城，人人當作有趣的話柄。我只記得那"起講"的開頭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今也不然：鳩舌之音，聞其聲，皆雅言也……。"　以後可忘卻了，大概也和現今的國粹保存大家的議論差不多。但我對於這中西學堂，卻也不滿足，因為那裡面只教漢文、算學、英文和法文。功課較為別致的，還有杭州的求是書院，然而學費貴。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個進去的學校，目下不知道稱為什麼了，光復以後，似乎有一時稱為雷電學堂，很象《封神榜》上"太極陣"、"混元陣"一類的名目。總之，一進儀鳳門，便可以看見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桿和不知多高的煙通。功課也簡單，一星期中，幾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讀漢文："君子曰，潁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漢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潁考叔論》，《雲從龍風從虎論》，《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

初進去當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兩塊。頭二班學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塊。不但上講堂時挾著一堆厚而且大的洋書，氣昂昂地走著，決非只有一本"潑賴媽"和四本《左傳》的三班生所敢正視；便是空著手，也一定將肘彎撐開，象一隻螃蟹，低一班的在後面總不能走出他之前。這一種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現在都闊別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腳躺椅上，發現了這姿勢，然而這位老爺卻並非雷電學堂出身的，可見螃蟹態度，在中國也頗普遍。

可愛的是桅桿。但並非如"東鄰"的"支那通"所說，因為它"挺然翹然"，又是什麼的象徵。乃是因為它高，烏鴉喜鵲，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盤上。人如果爬到頂，便可以近看獅子山，遠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麼遠，我現在可委實有點記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險，下面張著網，即使跌下來，也不過如一條小魚落在網子里；況且自從張網以後，聽說也還沒有人曾經跌下來。

原先還有一個池，給學生學游泳的，這裡面卻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當我進去時，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廟旁是一座焚化字紙的磚爐，爐口上方橫寫著四個大字道："敬惜字紙"。只可惜那兩個淹死鬼失了池子，難討替代，總在左近徘徊，雖然已有"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鎮壓著。辦學的人大概是好心腸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總請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場來放焰口，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捏訣，念咒："回資羅，普彌耶〔口牛〕，〔口奄〕耶〔口牛〕！〔口奄〕！耶！〔口牛〕！！！"

我的前輩同學被關聖帝君鎮壓了一整年，就只在這時候得到一點好處，——雖然我並不深知是怎樣的好處。所以當這些時，我每每想：做學生總得自己小心些。

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是發現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只得走開。近來是單是走開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會說你罵人罵到聘書，或者是發"名士"脾氣，給你幾句正經的俏皮話。不過那時還不打緊，學生所得的津貼，第一年不過二兩銀子，最初三個月的試習期內是零用五百文。於是毫無問題，去考礦路學堂去了，也許是礦路學堂，已經有些記不真，文憑又不在手頭，更無從查考。試驗並不難，錄取的。

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ie　Weib，Das　Kind。漢文仍舊是"潁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學集注》。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是先前沒有做過的。

此外還有所謂格致、地學、金石學、……都非常新鮮。但是還得聲明：後兩項，就是現在之所謂地質學和礦物學，並非講輿地和鍾鼎碑版的。只是畫鐵軌橫斷面圖卻有些麻煩，平行線尤其討厭。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

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裡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葛也出來了。學堂里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匯編》，那書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就藍得很可愛。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地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馬癸〕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

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閑空，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但我們也曾經有過一個很不平安的時期。那是第二年，聽說學校就要裁撤了。這也無怪，這學堂的設立，原是因為兩江總督（大約是劉坤一罷）聽到青龍山的煤礦出息好，所以開手的。待到開學時，煤礦那面卻已將原先的技師辭退，換了一個不甚瞭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師薪水太貴；二、他們覺得開煤礦並不難。於是不到一年，就連煤在那裡也不甚瞭然起來，終於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燒那兩架抽水機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來抽水，結一筆出入兩清的賬。既然開礦無利，礦路學堂自然也就無須乎開了，但是不知怎的，卻又並不裁撤。到第三年我們下礦洞去看的時候，情形實在頗凄涼，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礦洞里積水卻有半尺深，上面也點滴而下，幾個礦工便在這裡面鬼一般工作著。

畢業，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畢業，卻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次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么？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麼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留學的事，官僚也許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個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不去了，只剩了四個。日本是同中國很兩樣的，我們應該如何准備呢？有一個前輩同學在，比我們早一年畢業，曾經游歷過日本，應該知道些情形。跑去請教之後，他鄭重地說：——

"日本的襪是萬不能穿的，要多帶些中國襪。我看紙票也不好，你們帶去的錢不如都換了他們的現銀。"

四個人都說遵命。別人不知其詳，我是將錢都在上海換了日本的銀元，還帶了十雙中國襪——白襪。

後來呢？後來，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國襪完全無用；一元的銀圓日本早已廢置不用了，又賠錢換了半元的銀圓和紙票。

十月八日